易卜生年：民族主义VS世界主义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蒋亦凡 发自挪威

　　2006年，是挪威的“易卜生年”。100年前的1906年5月23日，挪威脱离与瑞典的联邦赢得主权独立的第一年零六天，78岁的易卜生在当时仍叫做“克里斯蒂安尼亚”的奥斯陆谢世。100年后，挪威对这位世界性剧作家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从1月23日奥斯陆盛大的国际欢庆演出开始，并将在10月下旬易卜生的名剧《培尔·金特》(Peer Gynt)在埃及开罗的金字塔和斯芬克斯像前上演时达到高潮，在这期间，全球72个国家的4000多个纪念节目将专为易卜生而举行。

　　然而，挪威政府以这样隆重的方式纪念易卜生并未被所有人叫好。挪威的批评者们认为，这次纪念活动把易卜生当成了“国家营销工具”。他们特别针对筹备中的开罗版《培尔·金特》，批评主事者忽略了易卜生作品中重要的人文价值，一种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思路在筹备过程中隐隐可见，而这可能正是易卜生生前所竭力反对的。

　　易卜生之伟大与挪威之小

　　挪威政府对这次纪念活动倍加重视。早在1997年，挪威政府就任命了“国家易卜生委员会”，由它负责“2006易卜生年”的纪念活动的筹备和组织。本次纪念的海外部分由外交部直接挂帅。纪念活动也获得了巨大的资金支持，外交部在2005年10月的新闻公报中宣布，将加强2006年在全世界对挪威文化的推广，而计划的“重中之重”就是“2006易卜生年”。为了这一目的，外交部自身的专项财政预算增加了约2000万挪威克朗(当前与人民币比价约为1.2∶1)。在今年初，活动就已筹措到7000万挪威克朗，其中企业赞助民间捐献占了五成。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易卜生年”和诸多的“国家文化年”一样，并不是纯粹的文化活动。如果“国家营销”这个词并不悦耳，那么“文化推广”确是官方主办者不回避的表达方式。用“2006易卜生年”的艺术和行政主管Bentein Baardson的话说，易卜生百年祭“是一个将挪威确认为艺术民族的绝好的机会”。

　　显然，组织者力图表明：易卜生的穿透力不仅是观念上的，而且是地理上的。其主打咨询网站www.ibsenworldwide.info包括用15种语言写就的91个国家的分站；1月13日在奥斯陆的开幕演出中闪烁着包括越剧在内的多种异域文化元素；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易卜生年”在中国的庆祝活动也已经陆续在北京等城市落地。

　　在挥舞大手笔的同时，主事者也意识到挪威，一个460万人口的国家的规模之小和易卜生这位文学巨匠之伟大之间的反差。

　　前挪威文化部长、现任国家易卜生委员会主席Lars Roar Langslet在他发表于去年12月31日的文章《易卜生之伟大》中，引用另一位挪威剧作家、19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比昂松在1902年纪念本国数学家阿贝尔(Niels Henrik Abel)诞辰100周年时写下的诗句来提示易卜生带给挪威的荣耀——“现在他属于世界了，但孩子是我们的！”紧接着他问道：“可是，是否我们和易卜生的关系已经变成了关于他的伟大和挪威之小的伤感故事？”

　　Langslet认为，易卜生的伟大在于他的作品超越了特定的时间和语境的限制而拥有普世的价值，他的剧作在今天的舞台上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他举了《玩偶之家》作为例子，他写道：“在中国，人们不谈论‘女权主义’而谈论‘娜拉主义’。”他还写道，易卜生的伟大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挪威的民族身份中，易卜生“通过挪威，而走向世界”。

　　《培尔·金特》被Langslet主席作为重点分析对象。他认为，此剧以它戏谑的诗意将自己与远古挪威的神话、童话、传说、俗谚、舞蹈和音乐紧密连结在一起，没有人能像挪威人一样深刻理解和享受这部剧作。而事实上，这出戏已经在世界各地享有盛名，此次《培尔·金特》前往开罗，将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来表明易卜生的伟大和普世。

　　类似的情绪表达在Bentein Baardson发表在《卑尔根时报》(Bergens Tidende)的一篇长文里。他说：“在这世界上，很多人可能认为挪威是一个居于瑞典的社区，但他们一定知道易卜生是谁。在很多其民众并不比我们享有更多人权的国家，人们运用易卜生来追求解放。易卜生在很多今日的挪威人眼里，无外乎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可是他在很多别的国家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然而，以上两位先生的观点受到了批评。卑尔根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卑尔根市纪念活动的负责人Siri Meyer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虽然我们很能理解易卜生被宣扬为一位民族英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他并不总是很喜欢挪威，他的一生中有27年生活在国外，他对挪威的民族独立运动持诸多批判。”易卜生在36岁那年，踏上长达27年的自我放逐旅途，先后居住意大利和德国，他多数重要作品都创作在这期间，外国的生活也成为他的素材。Meyer教授说，“传统的对易卜生的解读都是来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运动，我们把他塑造成一个民族偶像——认为他书写作为挪威人的自豪，教导我们怎么去做挪威人。”

　　说到著名的《培尔·金特》，Siri Meyer说：“培尔·金特这个昔日的民族偶像，在今天的多文化背景下，必须被重新理解。”——她指的是《培尔·金特》的埃及之行触发的激烈辩论，而这其中更涉及作为国家营销工具的易卜生是如何被“错误”地解读和利用的。

　　民族主义化的易卜生

　　《培尔·金特》是易卜生创作于1867年的一部诗剧，主人公培尔·金特是一个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的浪子。青年时代离开家乡和情人走上探险旅途，成了一个贩奴者和军火商。他把军火卖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者，支持他们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希腊。他后来又浑浑噩噩地去到摩洛哥和埃及。在埃及，他声称自己是“先知”，以骗取当地穆斯林的崇拜和供奉，后来被送入开罗的精神病院。最后，他在落魄中回到了家乡，反省人生。

　　直接地说，培尔·金特是一个殖民者、一个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一个欧洲之自负的象征。虽然易卜生在培尔·金特个人生活线索中加入了对生活意义的追问，但是他也用这个人物和他的冒险故事对欧洲的殖民史进行了尖刻的讽刺。

　　Torgeir Skorgen博士是卑尔根大学文化研究和艺术史系的研究员。说到《培尔·金特》之争，他拿出一叠剪报，指着其中一幅照片问笔者：“你看到什么？”照片上，7个扮演成阿拉伯舞女的演员姿势妖冶地呈扇形排开，背后是开罗吉萨的金字塔群。Skorgen博士说，“她们是将扮演《培尔·金特》一剧中贝都因女子安妮特拉的演员，安妮特拉是识破了培尔·金特的骗局的智慧的女子，而他们这次却要用7个妓女似的形象来演绎她。而且，她是一个穆斯林，而他们却把她打扮成妓女似的，在穆罕默德漫画事件后，中东的观众会怎么想？”

　　这次开罗版《培尔·金特》艺术上最大的新意是，它将着重于剧作通常被认为不成功，是某种不成熟的狂想的“东方主题”第四幕。这一幕常常被删剪，而这次将被完整演绎，全剧将历时5个小时，为了获得非比寻常的效果，主办方将为它投入800万挪威克朗。

　　Skorgen博士正是批评筹备中的开罗版《培尔·金特》的最激烈的人物。用他的话说，这次演出是将挪威在19世纪的民族浪漫主义用一种商业色彩浓重的方式加以复活，同时，其中掺杂着“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把非欧洲人装扮成某种带有异国情调的点缀物。他担心这种做法不仅抛弃易卜生的人文遗产，而且会把他打扮成一个沙文主义作家。

　　Skorgen博士认为，易卜生是欧洲最早批判、反思殖民史和种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虽然很难把他归入任何一个特定的人文主义传统，但易卜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德国18、19世纪人文主义者赫尔德、洪堡、莱辛和19世纪上半页挪威诗人和政治活动家亨里克·沃格朗的精神后人。前三者的作品应该在易卜生旅居德国期间影响了他，而同胞沃格朗影响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Skorgen认为，影响易卜生尤其深刻的当是赫尔德和沃格朗对“民族解放的可能性”的探求。赫尔德呼唤承认内部复杂性和异质性的“心智健全的民族主义”，而沃格朗号召挪威人通过对普通人进行启蒙并普及人权来争取民族解放——后者曾极力反对挪威1814年宪法中限制犹太人和耶稣会士进入挪威的条款，并最终使它在1852年被废除。这些精神前辈的影响使易卜生一方面认同能够激发创造力的民族解放，同时极其抵触沙文主义。

　　在《培尔·金特》第四幕里，易卜生描写主人公有成为历史学家的梦想，但他是把历史拆碎、挑拣后阅读的“遗忘的历史学家”——“人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读下，而要看有用的东西是哪样”。在Skorgen看来，这是对西方的自负的最妙的讽喻，而易卜生很可能是故意用“贩奴者”和“遗忘的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向挪威读者提点一段本国的被忘却的历史——研究曾揭示，1660年到1806年，处于和丹麦的联合王国的挪威曾参与将8.5万名非洲人贩往大西洋彼岸，这场奴隶贸易促进了挪威的经济增长。而这段历史在19世纪挪威民族独立运动中被抹去了，挪威人被描绘为朴实、和平、与殖民史毫无瓜葛的民族。

　　可惜的是，《培尔·金特》的讽刺并没有为世界上大多数的读者所意识到，很多人是从和易卜生同时代的另一位杰出的挪威艺术家爱德华·格里格为该剧首演创作的同名组曲认识这个名字的。在格里格纯美的音乐中(他自己也曾苦恼于《在山王宫中》一组乐曲土得掉渣，不忍卒听，唯愿其中的讽刺意义能被领会)，人们着迷于培尔的传奇经历，却遗忘了易卜生的尖刻讽刺。Skorgen博士说，如果这次在开罗的演出能够把易卜生的讽刺和反省呈现在中东的舞台上，那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在和易卜生委员会的论战对手交锋几个回合后，他感到绝望。

　　今年1月2日，Skorgen在《晚邮报》(Aftenposten)发表文章表达他对在民族主义情绪支配下推广易卜生的担忧。此后他才看到Langslet主席先于他两天发表于同一份报纸的《易卜生之伟大》，他感到遗憾，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很快，他又看到另一个论者将他指责为“反民族主义洪流”。

　　稍后，在Langslet对他的回应文章《〈培尔·金特〉之我见》里，前者试图更正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对剧作的过分民族主义的解读，他说，“我的意思是，其一，《培尔·金特》是关于一位艺术家的伟大和坠落；其二，《培尔·金特》本质上是一部基督教道德剧，处理的同样是人的伟大和屈辱的古老命题，同样是关于来自上苍的仁慈最终将主人公拯救。于是，挪威的‘生材料’就被提升到普世的高度，让它成为一部关于人的命运的存在主义戏剧。”

　　“既是民族的，又是基督教道德剧的，还是普世的，这怎么理解？”Skorgen问道。

　　“天性世界主义者”？

　　Skorgen博士得到的最近一篇回应是挪威外交部长Jonas Gahr Stre于1月28日发表在挪威第三大报Dagbladet的文章。他承认易卜生对挪威历史上的沙文主义的批评立场，同时强调，易卜生是“世界主义者”。他希望通过这次把易卜生的纪念活动推广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同时把政治权力、全球化、性别平等、腐败、言论自由、环境保护等等议题同时带去，并促进这些国家对它们的讨论和投入。

　　可是在Skorgen看来，以在东方主义思维支配下演绎的《培尔·金特》来宣扬易卜生的世界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在他和两位同事合写的一篇题为《天性世界主义者？》的回应文章中，提醒人们不该把培尔·金特的妄语当真。易卜生塑造的培尔·金特，乃是一个为了冒险和敛财而周游世界的殖民主义者和资本家，远非一个真正的怀有世界大同理想的世界主义者。

　　“天性世界主义者”是本次“易卜生年”推广中频繁使用的语言，来自于《培尔·金特》原剧第四幕，翻译如下：

　　“巴龙：你是挪威人？

　　培尔：就出身而言，是这样。可论天性是世界主义者。为我所拥有的财富，我得感谢美国；为我丰富的藏书，得感谢德国新近的学派；在法国，我得到了我的背心、礼貌和那点机智；从英国，我获得了一双勤劳的手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敏感；犹太人教会了我如何等待；些许歆享游手好闲的雅兴，我得自意大利；还有一次，在危急关头，为了让自己的日子更长久，我诉诸瑞典的好钢。”

　　“瑞典的好钢”所指的是培尔所买卖的军火。在别处，他还历数了自己在非洲贩奴和在中国兜售圣像和酒的经历。这就是培尔的“世界主义”的真相。

　　3位学者顺带提醒拥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论战对手和公众，多年来欧洲的一些国家试图用高额的对外援助来强化自己的和平主义国际形象，但是也不能忘记，直到今天，它们仍从和埃及、土耳其等国的军火交易中赚取比对其援助资金数额更加巨大的利润。

　　尽管对官方的一些做法持批评态度，Skorgen博士仍然在为一项“2006易卜生年”的纪念活动工作——他和另一位学者正在筹备将于11月在卑尔根举行的国际研讨会“本土和全球：东西方之间的易卜生”。会议的一个关键词是印度学者Anil Bhatti提出的概念“共享的文化”(shared-culture)，这比“多文化”(multi-culture)更加强调各种具有历史纵深的文化、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创造的关系。易卜生的杰出和他对现代世界的贡献也将被放在这个框架里加以讨论，这比凭借想象把他作为国家行销的工具并抛射对易卜生的单方面理解，更配得上易卜生的世界主义和他的不朽。

　　(感谢Bergens Tidende记者Tor Olav Mrseth在本文采写过程中给予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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