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我生来酷爱文字(组图)

池莉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熬至滴水成珠

　　本报记者 黄兆晖 实习生 陈坚盈

　　近日，作家池莉有两个大动作：其一，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池莉文集》修订本；其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作家出版社推出了其记录“思想修炼过程”的文字集《熬至滴水成珠》。

　　她的一个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功并且成功地逃离”。她毫不讳言自己对于成功的向往，对于体面生活的追求，而在获得成功之后，她尽量使自己不为成功所累，坚持自己的生活节奏。

　　在接受新事物上，池莉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作家，她是中国最早使用电脑的作家之一，现在正正经经摆弄起了博客；而在对待文字上，她似乎是个一丝不苟的“守旧派”，即使是访谈文字也不例外，近些年来一直坚持用电子邮件接受采访，这是因为“由于口语的随意性以及潜藏意识被识辨的困难性”。

　　但池莉还是愿意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经过沟通，她在武汉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这是一座两层楼的白色

　　《熬至滴水成珠》

　　池莉著

　　作家出版社

　　2006年5月版

　　定价：29元

　　我经常畏惧于现实社会的压力，经常不敢独立地做一些事情，可是我的孩子，一个八个月的小生命，是多么勇敢！我受到了她的鼓舞和鞭策。这样一些鼓舞和鞭策直接影响着我的写作。

　　我和我的孩子营造了一个自己的社会

　　南都周刊：你最近出了一本文字集《熬至滴水成珠》，里面充满了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

　　池莉：它不仅仅是体验和感悟，它记录着我的思想修炼过程。许多文字都是与写小说同步的，是小说写作同时的思考和对自己的检视，就像海上的冰山一样，小说是冰峰，浮在海面；这些文字是冰山基座，是强大的思想基础，烘托着小说。

　　因此，我的责编认为，通俗意义上的散文随笔类型不太能够概括它，所以它被出版社称为“文字集”。

　　南都周刊：其中涉及的主题，其中有相当多的地方都涉及到你的女儿。你是如何从一个作家的角色转化到母亲的？

　　池莉：无须转换，一个作家同时可以是任何人。当然，当初我也曾经不是太想要孩子，而是想做一番事业。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物质条件非常艰苦，养育孩子十分艰难，与事业有着强烈的冲突。但是女人对养育新生命的本能还是战胜了一切困难。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怎么爱你也不够》，记录了我的孩子从出生到5岁，那个时候她记忆也比较淡漠，这本书是写给孩子的。也是感谢孩子，我认为一个人真正的成熟，是当她有了孩子以后。假如一个人没有过孩子，那她自己或许永远就是一个孩子。

　　南都周刊：最近有一个年轻诗人写了一首诗，里面其中的两句是这样，“我的孩子都快出世了，而我昨天还是一个孩子”。

　　池莉：是，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孩子，无论再多曲折和困难，你心态还是一个孩子，只有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才会慢慢地真正成长，而且这个成长的过程是非常疼痛和严峻的。作为一个作家，目睹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震撼、非常必要的过程，补充了自己对生命成长过程的认识，对于作家的懂事尤其重要。人要懂事才好。小说家尤其要懂事。不懂事就很难成为一个最优秀的小说家。因为小说是写人。

　　南都周刊：在这过程中，对你的写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池莉：我的孩子一直都是我的老师，比如在孩子八个月的时候，有一天突然离开床沿，独立地站立起来，两条小腿因为人生的第一次承受站立而颤抖着，她惊喜自豪地叫了一声：妈妈！我回头一看：我的婴儿自己勇敢地站立起来了！真是了不起啊！我是那样震撼。我经常畏惧于现实社会的压力，经常不敢独立地做一些事情，可是我的孩子，一个八个月的小生命，是多么勇敢！我受到了她的鼓舞和鞭策。这样一些鼓舞和鞭策直接影响着我的写作。

　　南都周刊：你对女儿有没有一种期待的东西？

　　池莉：唯一的期待就是孩子能够身心健康，懂得做一个体面的人。

　　我愿意过体面的生活

　　南都周刊：《熬至滴水成珠》还体现了你对生命价值的思考，比如“成功并且成功地逃离”。

　　池莉：用一句通俗的话说，这就是我的人生理念。我向往成功，我愿意过体面的生活，并不赞赏贫穷和艰苦——我想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真实而良好的愿望。不过我并不害怕艰苦，我需要的仅仅是最基本的能够保证一个人体面的丰衣足食，之后，我一定要逃离社会喧嚣和物质的累赘，过自己喜欢的内心宁静的阅读和写作生活。我不喜欢也不需要奢华和豪华。你看我家里就是清淡简单的，四壁空空，最多的物质就是书籍。我喜好的运动就是散步和耕种。我酷爱步行。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车。我就是要成功逃离所谓的现代生活。

　　南都周刊：成功的意义就是能够保障你所要过的自己的生活？

　　池莉：成功的意义并不仅仅只是为了保障一个丰衣足食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我自己对于自己才能的估计，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辛勤的劳动者，证明自己的写作能够获得并且长期拥有自己的读者，能够成为某个人群的精神生活。比如昨天在武汉大学的见面会上，一对母女来到讲台前，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一定要我听她们的表白，这是因为她们的生活中有我而深感充实：她们母女两代人都是我的读者，女儿还正在写我的论文将成为博士。听到这样的表白，我很感动也很开心。还有从博客上看到的许多读者表白。我能够进入他人的精神生活并让他人有所收获，这就是我成功的最重要意义所在。

　　南都周刊：一个作家最大魅力在于他的作品，但是现在有些作家在这个社会潮流的影响下，激发了明星化的欲望，企图通过文字之外的力量来增加他的读者和影响力。你怎么看这些现象？

　　池莉：别的作家用什么方式，我一点都不奇怪，而且觉得这是正常的普遍的现象。只是我个人有我自己的方式而已。我必须保持大量的时间用来安静地思考，我的每一部小说必须经过很多次的腹稿，包括我写的这些短文，都要求它非常准确地表述我的思考和感受。如果外面的事情多了，时间急促，我的写作就会受到冲击。

　　南都周刊：我们的社会环境可能有太多太快的变化，所以人们以某一种原则来处理事情的话，经常不知所措，因为事情又变了。而在你的新书里，很强调一种自救，就是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下，不能老是去埋怨环境，必须自己找出一条路、一种方式，至少让自己获得一种平衡。

　　池莉：这就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了。世界永远在变化，关键的是你看待世界的视角，心态，情感和价值判断是怎样的。对于我来说，再物质的世界也很简单，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我没有感到有多么巨大的诱惑需要拼命抵抗。我以不变应万变。

　　历史并没有走远

　　南都周刊：你刚才谈到了艰苦的生活，因为你们那一代人有一个特殊的记忆，那应该是一个人成长当中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像现在年青的一代就没有经历过“文革”。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记忆对你的写作是否有影响？

　　池莉：当然有影响。我觉得一个人从那种时代过来，可能会更加了解中国。尽管现在经济和物质都这么发达，但是在中国，体制的根本结构没有变化，人与人关系的本质也没有变化。因此矛盾，问题，争斗，乃至恶性事情都很多，人们普遍缺乏心理安全感。如果你了解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性，你就不会过于焦虑和惊慌失措，年轻人不了解，因此就会感到沉重的社会压力和迷惑。

　　南都周刊：今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头，是“文革”胜利结束30周年，现在人们谈起那段历史，有些人心里会感觉挺奇怪的，因为现在社会看起来歌舞升平，大家过着质量相对好的生活，那还有没有必要去怀念那段日子？或者说怎么样去看待这段日子？当我们想起它的时候，它能给我们今天带来什么？

　　池莉：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而且历史也是不可能被忘记，这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至于个人是否怀念从前的个人历史，那是个人的事情。但是整个国家的历史活生生地摆在这里，并且继续影响着整个民族的进步历程和心理历程，包括民族性格，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管什么样的生活，不管什么样的经济与物质，都不可能割断历史。历史对于现今的影响巨大到不管你是否怀念，它都无形地操纵你的思想心理和观点态度，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哪怕你一点都不了解和怀念它。

　　南都周刊：你现在回忆起来，心里是什么感觉？

　　池莉：很复杂。一言难尽。我的观点在前面的问题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比如现在的大话语境，依旧还是“文化大革命”遗风。现在任何广告和宣传，都是极大的空话，甚至连许多语气，也都是“文革”语气，打开网页看看一些城市的介绍和宣传就知道了。都是华丽大话，没有一点踏踏实实具体细致务实幽默的东西，没有让人摸得着真情实感。所以说历史并没有走远，还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南都周刊：年轻的人们似乎对这段历史比较不了解，甚至有些淡漠，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池莉：这没关系。无所谓。历史跟个人的淡漠与否没有关系，而且每个人处在不同的年龄段，会对历史有不同的感悟。每个年龄段都可以产生对历史的不同看法，也许有一天他们会重新关心这段非常惨痛和珍贵的历史，我觉得这些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南都周刊：现在很多作家对这段历史也很有兴趣，但写“文革”好像还没有出现比较有说服力的传世之作，余华新作《兄弟》中的“文革”描写更是因为脱离历史现实受到诟病。相比离我们最邻近的俄罗斯，他们对于相关的一些历史变革，总是会出现一些传世的作品。比如《日瓦戈医生》，它是在一个相当严峻的环境底下写出来的。

　　池莉：至于文学作品是否出现传世之作，首先我们都处于现世，不是处于后世，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流传到后世的作品是哪些。一位读者在博客上留言，说他刚刚才读到我的《烦恼人生》，一翻开就再也放不下了，他说他万万没有想到中国有这样的小说！他之所以长期不阅读中国当代小说，就是他坚持认为根本就没有有能力表达中国现实的小说，可是现在他突然发现了并受到强烈震撼。那么，这个例子说明什么？有人突然认识并喜欢我20年前的小说了，我的小说是否传世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断言吧。因此这是一个虚无的问题。中国当代小说的写作环境与阅读接受环境，与其他国家都没有可比性。这涉及到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意识形态管理等等问题和原因。如果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话，我坚信好作品会越来越多的，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南都周刊：怎么面对这段历史有很多讨论：相当多写“文革”的作品充满了血泪控诉，因为这是与作者相当长的惨痛经历结合在一起的；而另一些学者和作家主张应当对这段历史进行理性、全面、深入地思考，不但要描述现象，更要探寻最深刻的根源。

　　池莉：如果用小说写“文革”，的确就不能太个人情绪化。只有虚构才能进行更具体的抽象。它是整个民族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应该把整个民族的精神和面貌体现出来，太极端的个人感情对于小说艺术的处理可能会有损害。

　　南都周刊：现在你们这代人在那段时期算比较年轻，有很多知青下乡的故事，很多人回忆起来那段日子的时候是以青春丰碑之类的话语来描述的，你是怎样看待这种描述？

　　池莉：我觉得很正常。就像二战时期的时候，有很多人的青春是在二战当中度过，他们也会觉得很美丽。因为对青春的回忆，在一部分人看来是没有时代概念的，青春总是美丽的，他们歌颂的是青春，而不是时代。歌颂青春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无论是在什么时代，青春总是可以很灿烂。

　　文学的鉴赏主要还是靠读者

　　南都周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谈文学还算是一件比较正常并且理想化的事情，而今天谈文学，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事情，你怎么看待作家在目前这个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位置？你作为一个作家，你希望做一个怎样的作家？

　　池莉：我怎么没有感觉呢？我一直谈文学并真切觉得谈文学是我生活的主题，也没有发现不合时宜。我十几年前出来签名售书也是人山人海，现在的见面会也是人山人海。我想这就说明，文学本来就是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一部分人可以选择和坚持，另一部分人可以不选择或者放弃，都是自然和正常的现象。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不要以为自己放弃文学了，就是全社会都放弃了。

　　今天的商品经济社会与昨天的计划经济社会都是社会，都是我们生活的现实。我个人并没有感觉这个社会与那个社会，对于个人爱好有什么绝对的影响(当然计划经济时代更专制更狭隘一些)，文学是一种永恒的相对超越显示社会的情怀，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而事实上从“文化大革命”时代到知青时代到计划经济时代到现在，文学都是我身体与生活的组成部分。我的读者也是我作品的组成部分，并且一直跟随和壮大着。

　　我就是这样一个天生的作家，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可能改变我的文学情怀。

　　南都周刊：最近“小说与现实的关系”问题重新引起了讨论，一些小说成了完完全全的“虚构”，成为作家闭门造车的“想当然”，因此他们的写作难以引起普通读者的共鸣，只能在文学圈子里传阅。

　　池莉：优秀的小说都不是一种简单的虚构。要虚构得具有普遍的真实性和抽象的真理。我从来没有圈子，从来没有进过圈子，圈子里面是否欣赏和叫好与我没有关系。所谓圈子里的“专家”，从他们对小说的评论来看，其中许多人的阅读感受力和理解力很差。或者根本没有时间认真阅读小说，仅仅是在应付工作。我的小说与文字的受体只是广大读者，也只能是广大读者，只有通过最广大读者的阅读，才能够完成小说的全部社会价值和意义。

　　南都周刊：有人质疑说过于依赖读者和销量，容易产生通俗化的倾向，会影响作品的艺术高度。

　　池莉：这是胡说。这是不通之说。从文学作品的根本属性来说，它就是为读者提供阅读愉悦的。也就是说，所谓好的作品，达到一定艺术高度的作品，都是因为有读者的阅读而产生的。如果《红楼梦》没有广泛读者的阅读，它不会流传到今天，也就不会有人认可它的艺术高度了。

　　看问题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不了解社会发展形态而牵强附会地把读者销量通俗化与社会经济形态混为一谈。资本主义社会老早就是商品社会，它的优秀作品与优秀作家依然层出不穷。

　　南都周刊：可是现在确实有很多作家感到失落，特别是一些纯文学作家。

　　池莉：每个时代都有作家感到失落。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一个国家选择社会体制所带来的必然。总有人在一个新的社会形态面前感觉自己不适应。

　　中国几千年“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化以及“位及人臣”的重要地位，养成了中国文人的毛病：文人容易自视太高，容易觉得自己是大师大家。一旦受到冷落，就会愤世嫉俗。我认为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心态，是一种腐朽没落的心态。人人生来平等，你不能要求别人一定要对你顶礼膜拜。

　　南都周刊：那你是怎样对待影像跟文字的关系呢？有人说，这是一个影像的时代。

　　池莉：我才不管人们说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我是一个作家，我生来酷爱文字，它是我的热爱与劳动谋生的职业，我需要的是把自己的作品写好。

　　现在影像是很多，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我还发现任何影像几乎都伴随着文字。无声电影好像并没有主宰世界。

　　南都周刊：你最近发表了不少诗，引起了大家的兴趣。现在却有这么一个背景，人们在评价文学的时候必言小说，评价当代小说的时候必言长篇小说。你在这个时候写起了诗。

　　池莉：我是我自己，我不为任何时代背景活着，更不为任何文学评价而活着。我本来就喜欢诗歌，18岁左右就写过很多诗，我发表作品也是从诗开始的。只是后来严峻的现实使得我寻求到更加适合表达现实的方式，即小说，但是诗歌依然是我个人的生活内容。当我把现实焦虑和急功近利一步步清除出我的生活，诗歌就一步步回到我的生活之中。

　　我的写诗是必然的，诗句自己要冒出来。发表却是偶然的，因为有编辑朋友喜欢，就把它们发表出来了。本来它们都只是存在于我个人的生活之中，最多是私下与写诗的朋友交换着读读。

　　南都周刊：现在写诗、读诗感觉怎样？你喜欢哪些诗人呢？诗歌在你的写作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池莉：感觉很好啊！去年一整年，我除了修订文集就是阅读，在阅读当中诗是占主要部分。我喜欢的诗人大部分是国外的。去年我读了很多安德拉德的诗歌。这是一个西班牙当代诗人，同时还是一个政府公务员。他的诗歌非常的宁静和自然，而且潇洒大气。从蔡其矫，骆夫到海子，北岛，顾城，舒婷到现在许多年轻诗人的一些诗句，我都有很喜欢的。读诗和写诗是一种非物质生活，很自由轻松，无须购买机票就可以翱翔蓝天，周游四海，无须出门就可以旅行。我觉得这样生活很好，这样的生活很重要。

　　中国几千年“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化以及“位及人臣”的重要地位，养成了中国文人的毛病：文人容易自视太高，容易觉得自己是大师大家。一旦受到冷落，就会愤世嫉俗。我认为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心态，是一种腐朽没落的心态。人人生来平等，你不能要求别人一定要对你顶礼膜拜。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相关专题：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