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例民政局替流浪汉索赔案调查(组图)

无名流浪汉的身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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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流浪汉的身后事

　　记者 鲍小东 江苏高淳报道

　　无名流浪汉意外死于车祸，在近亲属不出现的情况下，谁来保护其权利？2006年4月，江苏高淳县民政局在全国首开先河，出面替流浪汉维权，当这一富含人性的行为碰上法律于此无据时，法庭将会如何裁量？

　　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找不到可以为无名流浪者代为维权的主体，“最好的方法是，由社会团体、救助资金或者相应社会救助组织，在法律具体的规定之下，代为主张权利。”

　　江苏高淳县交警大队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远去的2004年12月4日是一个晴天。冬天的傍晚寒气逼人，所以当他被发现时，破烂的衣衫内甚至还套着女人衣服。

　　时间约为下午5点多，正是高淳县芸秀制衣有限公司的员工开始晚餐的时候，他恰好漂泊到这家工厂的门口，食堂里饭菜的香味随风飘出围墙，对饥寒交迫的他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他走向这家工厂的大门。

　　至于他是否要到了饭，现在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述。但半小时后，他被汽车碾死于街头。

　　没有人知道他姓甚名谁，也没人知道他因何离开故乡流浪在城市的街头。他因此被认定为“流浪乞讨人员”。由于无法确认身份并找到他的亲属，对他的赔偿，险些不了了之。

　　在中国各个城市的商业区或人口密集的地方，处处可见这些流浪乞讨人员的身影。2003年，“孙志刚事件”废止了施行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他们的生活因此获得了一定的救助，不过，一旦遭受人身侵害，其合法权益依然很难得到有效保护。

　　对高淳县这个无名流浪汉的赔偿，一拖就是一年多。直到2006年4月，高淳县民政局站了出来，以一个行政职能部门的身份替他维权。这个富有人性的行为，却因为在法律上缺乏依据，在全国引起震荡。

　　流浪汉的意外死亡

　　2004年12月4日下午5点多，这个流浪汉走向高淳县芸秀制衣有限公司的大门。

　　李春华是高淳县交警大队事故中队指导员，在这个流浪汉被碾死之后，他奉命赶到现场。李回忆说，当时，芸秀制衣公司看门的老人谢中平(化名)也站在围观者之列。谢指认说，半小时前，这个流浪汉到他们制衣厂的食堂吃饭，被赶出来，但他翻墙又去了食堂，还是被赶了出来。

　　谢还根据其口音判断，这个流浪汉不是本地人，而且精神上有些障碍。

　　然而，2006年4月30日，谢中平却指着传达室一角的电饭锅说，当时，他并没有赶走这个流浪汉。“他向我要饭吃，我就在这个传达室里，用电饭锅烧好了饭，自己吃了一碗，锅里还剩了一些。”

　　谢中平发现这个“呆不呆、傻不傻”的人手中没碗，于是将米饭盛在一张干净的报纸上。“他还说不要把米饭全部给他，让我留点自己吃。”

　　据谢中平回忆，后来，该厂一个上班的女工看到了这个流浪汉，很害怕，于是拨打了110，派出所来人将其赶走。

　　当谢中平再次见到这个流浪汉时，他已经死于车祸。蹊跷的是，事故发生前，这个流浪汉已经卧在高淳县双固公路固城加油站路段的车道上，距离芸秀制衣公司100多米。

　　一位姓孔的路人发现卧在车道上的流浪汉时，再次报警。李春华和高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教导员周新福，立即赶往现场。就在他们即将赶到现场的时候，酒后的李代胜驾驶一辆苏AQ9085牌号长途客车行经此处，他将卧在车道上的流浪汉看成一堆衣物，直接碾了过去，并将流浪汉拖了30米远。

　　那时是当天晚上18时10分许。李代胜停车后，孔某上前说：“一个人睡在路上，我已经在报警了，你还往上撞，你真倒霉。”

　　谁来替流浪汉维权？

　　衣服很脏且有女性衣服，头发蓬乱，这是死者的体貌特征。而且，死者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其身份的证件。

　　在其死亡后的第3天，12月7日，高淳县交警大队在《南京日报》上刊登了寻尸启事。与此同时，高淳警方也与周边各地、包括安徽宣城等地的警方联系，希望能确认死者身份，或找到其家属。

　　但警方的几番联系均无结果。而在登报14天后，这个不幸死亡的流浪汉的尸体，依然无人认领。在提取了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检材，并做DNA鉴定予以保存后，高淳警方火化了这具无名尸体。

　　这一年的12月22日，高淳交警大队出具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李代胜酒后驾驶，而死者卧于车道，因此，双方负该事故的同等责任。

　　“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中明确，分清责任以后，有责任的一方‘应当’进行赔偿。所以无论死者身份能否确定，肇事司机和肇事车辆，都应该要赔偿，这没有争议。”高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教导员周新福说。

　　就像处理之前曾经发生的类似事故一样，警方开始着手替这个无名流浪汉索赔，依据是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71条：“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其所得赔偿款交付有关部门保存。其损害赔偿权利人确认后，由有关部门将赔偿款交付给损害赔偿权利人。”

　　此后，高淳县交警大队与肇事司机李代胜多次沟通，并计算出赔偿金额约为17万元，但一开始，李代胜并不能接受这个赔偿金额。

　　赔偿一事僵住了。警方之前也有过类似的体验，而这一回，他们依然深受其扰。

　　“我们(交警部门)只负有调解的职责，如果他(李代胜)不接受调解，我们是不能强制执行的。”周新福解释。

　　周新福介绍说，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受害者一方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而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可以为死者进行索赔的“赔偿权利人”，只有其近亲属。这就意味着，如果死者的近亲属没有出现，没人可以替这个流浪汉的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如果办案民警不负责任的话，这个案子只能就此结案了。”周新福说，“但是，假如几年之后家属找到了，那么你就失职了，他可以告你‘不作为’。所以不能存在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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