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社会的被放逐人群

　　吴金勇

　　一个人是通过财产才被整合进入社会的，而大多数人没有这些

　　《疯狂的石头》的场景在告诉人们：多年来，这个社会确实以世界瞩目的速度在发展，并出现许多经济现代化的迹象。强盗头道哥的女人听着MP3，玩着电动游戏，小弟黑皮穿着“班尼路”，另一小弟小军整天喝着可口可乐；他们光顾的普通家庭里不仅有微波炉，还养着一条可爱的宠物狗；环球大发展集团这类公司里，一个秘书都能开上“宝马”……看来这个社会确实在日新月异地进步着。但是大多数人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生活幸福，甚至连强盗也沮丧地开始反思。

　　作为一个“飞车党”的典型代表，道哥死在了“事业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最关键时刻。撞车的一刹那他明白了，作为一个强盗，他是失败的，但值得欣慰的是，大多数观众并未就他的职业和悲惨下场而给出“罪有应得”的评语。于是在寂静的另一个世界中，他继续深刻思考自己生前提出的“道氏猜想”--“为什么世道变了，没有好人了？”这句疑问反映的是这个疯狂的群体对整个现实社会的困惑。

　　事实上，那些现代化的小玩意不仅未能改进反而弱化了个人功能和社会功能，并使之滑向了契约依赖。这是新古典经济盛行的一个主要前提，即契约自由→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同时有限资源→以议价方式→转移到最珍视它的人手中→实现私人产权清晰→高效率。这一路径导致的结果是一个没有财产或资源的人，就没有契约能力，也没有社会权利。用亨利·梅恩的名言：历史已从身份转移到了合同。他的意思是说，以前身份的确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再衍生出人和财产的关系。现在则是财产与财产之间的关系--合同的本质--决定着没有其他社会关系的人们之间的身份关系。换言之，个人是通过财产才被整合进入社会的。

　　因此，在这个社会中，强盗们的个人功能必然地游离于契约社会的主流。“骗，我们不专业呀！”“绑架，我们不专业呀！”当三个盲流无产者在畅谈“这回就有项目了”、“事业处于上升期”等契约语言时，只能说明契约价值观在这个社会的传播是成功且有效的。一个没有什么任何能力，也没有任何权利的人都在深信契约的市场法则。

　　事实上，正如德鲁克分析的那样，对于无功能又无身份的个人而言，社会是不合理的、不可测的。无根的个人是一个被放逐者。因为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的缺失把人逐出其同类的社会，他看不到社会存在，他只看到种种恶势力。他就像一个被蒙着双眼的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玩一种他不知道规则的游戏；而赌注则是他自己的幸福，他自己的生计，甚至是他自己的生命。

　　另一群月薪仅几百元且6个月没发工资的工人们同样是没有契约能力的，依靠“翡翠搭台，经济唱戏”来挽救自己。这其实只能叫戏文，不是现实，而现实规则是大发展集团的冯董所说：“狼吃肉，狗吃屎。这是竞争法则。”

　　契约法则意味着整个经济领域都得服从市场。市场因为不干涉主义的理论要求，不仅仅保护了自身免受政治政府的干预，它还形成了自己的制度规则而天然地将公权力拒之门外。保卫科长的车撞上了宝马车后，交警来到现场。“公了？私了？”“私了。”这时财产与权利是同一性的。宝马车主不仅没收了保卫科长的驾照，而且在蔑视正义的公权力的情况下，自定赔偿价格8000元。让公众气愤的是他猖獗的表演行为却是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同样,曙光工艺品厂被私企兼并，厂地将建成酒店式公寓。当愤怒的工人质问厂长：“你为什么把厂子卖了？”厂长的回答只一句：“我会给你发工资的。”这一瞬间，一句话，几百名工人也脱离了这个社会。

　　若干个只能出现在戏剧中的千载难逢的巧合，使得保卫科长成了幸福的人。“好市民”奖是政府的一种鼓励。但这事显然不如他能撒出尿来更让他满足。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什么是决定权力以及什么是决定性制度组织，并不总是以法律规定为依据的。换言之，社会的控制力量并不总是与政治政府是同一的。

　　第十二篇文章标题：人伦在颠覆权威在瓦解 -本刊记者/蒋志高

　　副标题一：只有在中国的中国人，才能深刻理解人际关系与权威的颠覆与消解，才能发现其中的可笑之处

　　从艺术和技术的角度而言，《疯狂的石头》是个老套的笨贼故事，其叙事方式也并不新鲜，对于受过《两杆大烟枪》、《偷拐抢骗》、《低俗小说》等电影教育的中国影迷来说，甚至会感到失望。

　　但是，就是这样一部成本不足300万元的电影，却在一个月内拿下1660万元的票房。以每张票30元计，这意味着至少有55万人走进电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此外，大街小巷流通的盗版、正版影碟，后面的观看人群则无法计数。

　　难道真如有人所讥讽的那样，是因为中国观众见识不够、太容易满足，小小一块石头，就让大众癫狂？

　　一个有趣的对比是，一位新加坡人看完这个电影后，茫然不知旁边的中国人为何而乐。

　　是什么东西深深地打动了这些本土观众？答案很显然，是影片所在的语境与场域，是影片中展现的颠覆的人际关系与被瓦解的权威。

　　“脑有病”和关公

　　通过谎报火警，道哥这个小偷团伙成功地骗开了保卫科长包世宏，一身CS造型的“脑有病”潜入罗汉寺。请注意一个细节：在正式作业之前，“脑有病”用香烟给关公上香。

　　关公之于中国，一直具有特殊的地位。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神祠存废标准令》，其中首先保存的是先哲类，“凡有功于民族、国家、社会、发明学术、利溥人群及忠烈孝义，是为人类矜式者”，具体列属有12人，关羽与伏羲、神农、孔孟等并列。

　　另一个与此相映照的细节是，包世宏讲到罗汉寺为什么没被拆时，是因为“这里几朝几代都是万人坑，一到晚上就呜呜响”。虽然表面上包世宏和三宝都无所畏惧，但旁边的四眼小保安还是吓得紧紧捏住了三宝的腿。

　　儒、道、佛等三教九流加上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以及神话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中国人的神，此外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鬼，使得中国人的信仰系统规模庞大，几乎无法理清头绪。《疯狂的石头》也展现了中国的多偶像现实。

　　“为什么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鬼神系统？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中国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能没有权威。”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翟学伟分析。

　　“假定中国人的信仰系统中像西方基督教那样只有一个神，会如何呢？答案只能是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平等，因为人们借来压倒对方的神源自同一个神，那结果只能是除了此神之外，人无法在信念上比别人更强大。”翟学伟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脑有病在关公面前烧香，却是要其保佑自己盗窃之事，其功利性显而易见，这种“被借用的文化权威”在事败之后，得到的是一句--“你娘！”

　　城管、警察和棒棒军

　　当包世宏误以为展厅外面的棒棒军是图谋盗窃翡翠的小偷时，他和三宝买了烟和酒，跑到他们的宿舍，说：“小船要过千番浪，大水不淹一家人，袍哥人家从不拉稀摆待，今儿把大家请起来，就是希望跟大家沟通沟通。罗汉寺这一块呢，请大家高抬贵手。”

　　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包世宏的这番具有中国特色的表白，而是棒棒军对这种对等沟通方式的相顾愕然及对包世宏身份的下意识判断。

　　一位棒棒说：“城管。”

　　另一位棒棒纠正：“便衣，文明执法。”

　　此时笑声足以哄堂。

　　不妨从一条近期大热的新闻中去寻找笑声的现实来源，在8月1日新浪网“深圳市城管队员遭街道办城管当街扒裤(组图)”这条新闻下面，链结了最近3个月内的10条与城管有关的新闻：

　　陕西安塞城管殴打13岁男孩被停职

　　城管查违章两民工被打 执法队称没打人

　　农民因在街头卖玉米被城管人员打折肋骨

　　北京城管围殴商贩 大学生拍照被打倒在地

　　西宁数名城管人员执法被打伤

　　南沙执法人员遇暴力抗法 违建屋主殴打城管

　　呼市赛罕区城管人员拆除临建被六人打伤

　　交警查小公共被打城管清理黑三轮遭围

　　协管员揭城管黑幕：用铁锤打人逼吃烟灰

　　北京摩的司机打伤城管

　　这些新闻一个共同的关键词是“打”：城管打人，或者被打。社会学者丹尼斯朗把权威分为“强制性权威、诱导性权威、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所谓合法权威，是一种权力关系，即掌权者拥有公认的发布命令的权力，而权力对象有公认的服从义务。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城管还是便衣，所拥有的都是一种典型的合法权威，但在上述新闻中，掌权者和权力对象之间的剧烈冲突让这种合法性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且一个“打”，更突显了一种紧张关系。

　　这部影片中还有一处也出现了“文明执法”，在听一条“光天化日，歹徒行凶，人民警察英勇负伤”的新闻时，包世宏笑了，他说：“要我说，对待这种坏人，就不要讲啥文明执法。”这是权力对象的另一种黑色幽默。

　　谢千里和谢小萌

　　父子关系在中国文化中历来具有突出地位。

　　学者许火良光分析过中国传统父子中的权威关系：“表面上看，父子关系似乎是单方面的，即：与父亲倚赖儿子相比，儿子更倚赖父亲。但事实上，这种义务完全是相互的，儿子须向父亲提供各种服务：绝对服从和尊重，竭尽全力地侍奉生前和死后的父亲；父亲对儿子则要在安排儿子婚事、保护儿子以及财产继承权方面尽其所能。”

　　在《疯狂的石头》中，父子关系已经与此背道而驰：父亲谢千里和儿子谢小萌总共只有两次见面，两次皆以父亲痛打儿子结束；儿子谢小萌信奉的是“与爹地斗，其乐无穷”；谢千里在儿子的情事上彻底丧失发言权；至于财产，更需要谢小萌行骗才能获得。

　　更意味深长的是，这不仅仅是谢小萌的个人故事。在谢小萌偷换翡翠前，包世宏不答应打开展柜的玻璃盖，“这个不得行，你老子不开条子，是哪个也不得打开”，但谢小萌一句“我父亲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让包世宏会心地笑了，随后将展柜打开--在和上一代隔裂的认识上，下一代人已经达成了共识。

　　冯董、秦丰收和工艺品厂员工

　　直到电影结束，人们还不知道冯董究竟叫什么名字。

　　任何权威的表达，都需要某种形式外显出来才能更具有合法性，话语表达就是其一。他不需要名字，一个“董”字，就足以代表了背后的金钱和力量，而且更多时候，他都不需要自己亲自出面。

　　因此，人们看到冯董的代理人秦丰收可以理直气壮地命令工人“搞快点，搞快点，拆了，拆了，全都拆了”，也可以“指点”厂长谢千里：“早点喊大家下岗，这个才是做善事，早死早超生呀。”

　　金钱代表的权威在影片一开始就展示得淋漓尽致，当包世宏的面包车撞到秦丰收的“别摸我(BMW)”时，一个车灯的价格是5000元，与此相对比，是包世宏半年的工资只有4800元。

　　在现实生活中，到处都可以找到这种投射，例如同样是地产大亨的任志强就公然说过：“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

　　所以，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三宝整天想着买彩票中大奖，更可以理解当包世宏误以为同样开着“别摸我”的国际大盗麦克是秦丰收时，他用嘶哑的嗓子喊出“不就是5000块钱么，想逼死人啊”是何等悲愤。

　　副标题六：谢千里和包世宏

　　谢千里和包世宏同属工艺品厂，是“一个单位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全面占有和控制各种社会资源，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进而形成对单位的绝对领导和支配；单位全面占有和控制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必需的资源，绝对的优势地位进而形成对单位成员的绝对领导和支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汉林分析。

　　在影片中，依然可以看到个体对单位的这种全面依赖性，用冯董的话说，厂长谢千里管的是200多张等着吃饭的嘴。

　　但这种依赖性因为社会的转型而迅速消解。例如，包世宏半年没有发工资，三宝家人的几百元医药费至今未报。

　　包世宏受命保护翡翠，既是为了饭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传统单位权威的一种尊崇，而谢千里把厂子卖了，他突然间有种被欺骗感。包世宏最终对谢千里吼出了一句：“你个龟儿子把全厂人给卖了！”

　　个体与单位权威的最终决裂，在这一吼中无奈地成为现实。

　　副标题七：冯董和媒体

　　“炒作！玉皇大帝拉出来的胆结石，也值不了千八百万！”冯董拿着一张都市报，拍案而起。

　　这是冯董第一次和媒体发生关系。此时，媒体在他眼中，充当的是哄客角色。

　　冯董第二次面对媒体是在影片的结尾，他站上了罗汉寺的展堂，镜头俯拍下去，看到了这位董事长光光的脑袋和墨镜。

　　“媒体的朋友，大家好！”哄客一样的媒体，在这里与财富结成同盟，在两者“你拍一，我拍一”式的双人舞中，媒体的权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嘲弄。

　　如果《疯狂的石头》还算是一种艺术的话，它再度证明这句话：艺术来源于生活。如果不是艺术，则只能证明：它就是生活。中国社会正在新的财富价值观下重新组合，前景如何无法描绘，但现实，是一滴水或者哪怕一块顽石，都能映照出只鳞片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