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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哲琴:歌唱,并修行着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9日17:12 新世纪周刊

  文章摘要:如果没有这十年的游历开阔视野,可能我完成不了《七日谈》

  本刊记者/姜弘

  朱哲琴用“修行”来描绘她即将出版的新专辑《七日谈》。

  当年,《阿姐鼓》让朱哲琴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可聚光灯闪亮之后,她却主动选择了逃离中心。她开始云游世界各地,去寻找一种东西-自由。

  人们往往对自由的理解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台下几乎素面朝天的朱哲琴,在台上成了真正自由的精灵。7月31日,朱哲琴“乐之灵”小型音乐会在北京举行,现场的观众在她的歌声中听到了自由的气息。

  副标题一:《阿姐鼓》的故事可以写本书

  新世纪:你在北京的“乐之灵”小型音乐会颇受好评,怎么想到要搞这样一场音乐会?

  朱哲琴:这是我的一个梦想。1995年的时候,美国MTV的总裁邀请我去做一个Unplugged(不插电)现场表演,当时因为乐队比较难实现而搁浅。所以这次演出对我来说,是梦想成真。我一直觉得我的音乐好像不太可能用一个纯现场的乐队来完成。

  2005年,有一个特别的机缘,我在北美的代理人帮我组织了一个乐队,一排练还不错,我们都很喜欢对方。乐队的几个成员都是北美优秀的音乐家,他们觉得我的音乐与他们原来印象中的中国音乐很不一样,他们也很喜欢我的歌,所以就希望有更多合作。

  新世纪:那天演出之后,媒体普遍反映,你和你的乐队在现场配和十分默契,你们在台上High,观众在台下High。这个乐队的班底会坚持下去吗?

  朱哲琴:我想我们会。这次到北京只是一次练习,是个开始。我也很高兴有机会带他们来中国看看。排练的时候他们要求我解释歌词,有时候会惊讶地“啊”的一声,但他们很容易进入到音乐里。这证明文化的差异是存在的,但需要一个契机跨越。

  新世纪:你应该是目前唯一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国歌手。当初你是怎么被西方人知道的?

  朱哲琴:《阿姐鼓》的故事可以写本书。1994年,发行这张唱片的上海音像公司和台湾飞碟唱片有合作。飞碟的老总吴楚楚听到了,觉得很震撼。当时飞碟卖给华纳了,没过多久,他就在华纳唱片全球各地分公司的总裁年度会上推荐了《阿姐鼓》。那天的会已经开完了,他忽然站起来说:“我耽误大家几分钟,我要播一个东西给你们听,而且你们必须要听!”你要知道,华纳策动全球发行,必须每一个国家、地区的分公司都同意发行才可以,所以,在这样的年会上推荐它是很好的时机。吴楚楚选了几段放了,美国华纳的总裁站起来说:“我要在美国做这张专辑。”然后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纳总裁都站起来说:“我们要做。”就这么,《阿姐鼓》变成了一个奇迹。

  新世纪:之前吴楚楚跟你讲这个计划了吗?

  朱哲琴:没有。

  新世纪:那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知道这个消息的?

  朱哲琴:我是后来才知道的。1995年,他们安排这张唱片全球发行,刚好那一年的国际唱片博览会(MIDEM)在香港举行,MIDEM是法国戛纳电影节之外的另一个著名的艺术活动,大家都听说中国大陆有一张唱片特别厉害,结果《阿姐鼓》成了整个MIDEM最为瞩目的一张唱片。

  对于旁观者来说,这好像是个奇迹。但对参与这张唱片的人来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奇迹。因为我们当时忙于制作,完成之后,并没有预料到这个结果。最早何训田说我们要做一张全球发行的唱片的时候,大家都说他有“盆地狂想症”,他是从四川来的。那是一个很漫长的制作过程,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想的是怎么把这个唱片完成,没想它是不是个奇迹。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赶快把我手上的事儿做好,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创造奇迹,我不管,我也顾不上那么多,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到了这张唱片发行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全球发行。我记得第一站是到斯德哥尔摩,我住的酒店临海,酒店房间里有张特别大的床,北欧那种两张床在一起的super king size,被子软软的。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第二天早上,窗子外面停了好多帆船,就在城里面。那天晚上8点的电视新闻报道,中国来了一个Dadawa(朱哲琴的英文名)。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感觉到这是全球发行,中国的音乐家到了那个地方,会成为一个新闻事件。在各地做访问的时候,记者会问我:“作为一个中国女性,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出来?”他觉得你从事这样的职业,自己一个人出来见人,不可思议。因为那时中国电影《红高粱》、《菊豆》刚刚在西方出现,他们是通过这些东西来了解中国的。

  新世纪:全球巡回做了多久?

  朱哲琴:3个月。很意外,我走了那么多国家和地区,最难去的竟然是台湾。

  新世纪:在台湾的反响跟西方有什么不同?

  朱哲琴:非常不一样。台湾的销量在全球是最快有反应的,《阿姐鼓》是1995年5月初在台湾发的,吴楚楚每天都看销售数字,到了第5天就是10万张了。台湾很多人对西藏、对藏传佛教比较了解,有一些音乐评论说很震撼。台湾当时的媒体像《中国时报》列数了全世界100年的10件音乐大事,《阿姐鼓》是一件。而对西方来说,很大的焦点在于政治。中国的音乐突然登陆西方,Dadawa是谁?他们很感兴趣。神秘的东方文化对他们来说有很大的冲击,他们觉得非常新鲜。还有音乐本身,西方人比较惊讶的是,原来他们以为中国的音乐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乐,这些年出现的摇滚乐或流行音乐在他们眼中都是从他们那儿学来的,停留在他们六七十年代的阶段。《阿姐鼓》出现了,他们觉得很特别,因此渴望去了解我们的背景,补很多课。90年代不像现在,那个时候西方对中国还没有那么多了解。

  副标题二:远离成功,云游四方

  新世纪:当时,你有压力吗?

  朱哲琴:我没有压力。但是那几年,不管到哪儿,人家都知道你是唱《阿姐鼓》的,都问你是不是西藏人。我觉得我必须要迅速地离开这些东西,这样创作才会自由,心灵才会自由。当一种声名和成功变成非常强势的时候,我却渴望一种自由。

  新世纪:你找到这种自由了吗?

  朱哲琴:当然,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我的新唱片。在《阿姐鼓》之后的两三年,我离开了这个强势的背景,我没有做什么。我就是在旅行,拓展自己的见识。我想去看人生、看世界。

  我只是听从我的内心,人需要有新鲜的血液不断进入身体,更开阔的视野才能帮助你飞翔,不然你往哪儿飞?

  新世纪:这些年都去了哪些地方?

  朱哲琴:开始是因为工作去欧洲,后来到北美,然后去非洲、亚洲各地,你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在不同的区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亚洲的人文色彩更浓郁,在亚洲是人在决定整个社会的风貌,你在欧洲会觉得是秩序在决定。我经常看地图,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名,我就说我想去那儿,然后,有一天我就去了。

  新世纪:会不会特别关注当地的音乐?

  朱哲琴:我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不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人,人内心的状态其实决定了很多东西,它是基础,不管写作、唱歌、摄影,都是这个基础之上的反映。我对自己的关注更多,当我觉得自己迷茫的时候,当我觉得我的心想去飞翔的时候,我就会去,而音乐是个结果,它不是出发点。我去一个地方不是因为我要去做什么样的音乐。《阿姐鼓》也不是这样的,当时我在四川学习,有很多机缘去川藏地区旅行,我就爱上了那儿的文化,我被吸引了,我走进去,音乐是它的结果。

  新世纪:去这些地方是你一个人吗?

  朱哲琴: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也跟别人去。

  新世纪:跟当地人接触也挺重要的。

  朱哲琴:对,我觉得其实人是基础。如果你没有阅历,那些音符只能是虚的东西,你可能从这儿拿一块那儿拿一块,但你自己不产生音乐,这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像有些人会摘取不同的理论,但他自己没有理论,但有些人身体力行再产生理论,比如释加牟尼,这是他独特的东西。人要生活,是要有梦想的,这比什么都重要。

  新世纪:怎么和当地人交流沟通?

  朱哲琴:我的法宝,就是open your heart(打开你的心灵),我从未觉得和什么地方格格不入过。我到一个地方就是想去欣赏那个地方,进入那个地方。有些人很喜欢旅行,但好不容易踏出家门到了那个地方,又会抱怨没中餐,这个不习惯,那个不适应,如果你要找你熟悉的东西,那你出来干什么?

  新世纪:当地人也很open?

  朱哲琴:我在印度是一个人,后来,印度火车站的小流氓全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给我东西吃,帮助我照看行李,带我去玩。我去所有的地方,没有遇到过任何不友善的人。可能是因为我看他们的时候从来不防备,我从来没有防备过对方。

  新世纪:那你不怕吗,比如印度小偷挺多的?

  朱哲琴:我觉得他要就给他吧(笑)。其实,当你不设想你有一个敌人的时候,敌人就不存在了。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朋友说藏汉矛盾很尖锐,会被吐口水。所以去之前在成都我被人家打扮得特别怪,特难看,戴一个毛线帽、穿七十多岁老太太穿的棉被心,说这样比较安全。但我去了以后,完全不是说的那样,西藏的每个人都那么好,我在那儿结下很深的友谊。你把别人当朋友的时候,别人就会当你是朋友。

  新世纪:1997年到现在,10年没有出唱片了,你就是在观察人、观察世界?

  朱哲琴:我对现在拥有的一切抱有怀疑,我怀疑所谓的“标准”,比如成功的标准。一旦拜金主义成为价值的衡量标准,我就会怀疑这些东西。我觉得我自己要建造一个自己的世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我选择的,但是我既然来了,就要为自己建造一个这样的世界。可能你希望的世界和实际的不一样,这没有关系,这是正常的,但你自己是一个有手有脚的健康人,你可以建造自己的生活。这10年我过着自己的生活,如果不出唱片我仍然会这样。

  新世纪:在北京的时间多吗?

  朱哲琴:这些年,我在台湾住了3年,上海、北京住了两年,北美住了3年。这中间不断旅行。

  副标题三:在现实与宗教之间

  新世纪: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朱哲琴: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济飞速发展,这让全世界大吃一惊。中国近百年经历了太多变迁,西方侵略、政权变迁、内乱,这对中国老百姓的承受力来说是极大的考验。我跟西方人聊过,他们就说中国人太厉害了,能承受那么多变迁。我在印度看到它同样是个发展中国家,但它一边有科技文明,电子技术发展很快,但另外一边,它的信仰没变,整个社会的秩序和它的宗教与文化都没怎么变。中国的古迹都是圈起来的,味道已经不纯正,但印度的古迹是用冲锋枪保卫的。你在印度可能会看到街上很脏乱,但它内在的秩序非常和谐,它的文明没有被破坏掉,没有严重的断裂。

  新世纪:你现在和宗教的关系是怎样的?

  朱哲琴:我去一个城市,我会去那里所有的庙宇,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佛教的、犹太教的……不知为什么,我每次经过这样的庙宇,听到传出的祈祷声,我都会非常感动。我不是任何一个教的信徒,但我内心可能还是对佛教比较亲近。我自己对佛教的理论比较清楚,但我不会成为教徒。任何一个宗教成为一个教派的时候,就是社会秩序的体现了,它的含义已经大于宗教本身要传达的了。

  新世纪:你会去读宗教方面的一些书吗?

  朱哲琴:我会读。只要感兴趣就会看,前一阵去喀什米尔,我就在读《古兰经》。在台湾的时候,有机会跟蔡志忠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他做过很多中国经典的漫画系列。我进入庙宇,聆听祈祷的声音,但我站在那儿关注的不是神,我看的是人。我听到祈祷声的时候,心中有种奇特的感情。当我看到那么多人虔心祈祷,就像一个孩子站在大人面前说“求你拯救我,洗去我的罪孽”的时候,我对人产生了无限的关爱。

  新世纪:怎样看待西方对中国的误读?

  朱哲琴:这是难免的,比如我们看中东,我们会看到中东冲突,没有一个人会去关心中东一个面包房的老板怎么烤面包,面包是用什么配方。这就是不了解,它是距离产生的。有一次在法国,有记者提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我当时站起来跟他说,我告诉你们,我是一个独立的音乐家,我说我要你们知道,中国的音乐走向世界,你们的目光应该对音乐投入更多的关怀和关照,不然的话,中国音乐永远受不到公正的待遇,在这种政治的背景之下,根本谈不上音乐,所以我不回答。

  副标题四:感悟哲思与智慧

  新世纪:8月底要出的《七日谈》用了“泛亚洲音乐”的说法?

  朱哲琴:“泛亚洲”指的是我们这一次使用的音乐语言,比较多是亚洲元素,比如亚洲的打击乐、吹管、弹拨,而且何训田对于中乐的运用相当精妙,那种结合是没有界限的,内在的连接非常精妙。

  新世纪:这10年的历程,刚好通过这一张唱片表达?

  朱哲琴:我用了一个词叫“修行”,跟宗教没有关系,是作为一个人必经的过程,如果没有这10年的游历开阔视野,可能我完成不了这张《七日谈》。这张专辑的格局在西方公认历法七天的基础之上建立,但每一天感悟的东西都有非常深的东方哲思和智慧,而且这种感悟是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要遇到的。

  (本刊实习记者 邓力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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