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哲琴：歌唱，并修行着

　　文章摘要：如果没有这十年的游历开阔视野，可能我完成不了《七日谈》

　　本刊记者/姜弘

　　朱哲琴用“修行”来描绘她即将出版的新专辑《七日谈》。

　　当年，《阿姐鼓》让朱哲琴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可聚光灯闪亮之后，她却主动选择了逃离中心。她开始云游世界各地，去寻找一种东西-自由。

　　人们往往对自由的理解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台下几乎素面朝天的朱哲琴，在台上成了真正自由的精灵。7月31日，朱哲琴“乐之灵”小型音乐会在北京举行，现场的观众在她的歌声中听到了自由的气息。

　　副标题一：《阿姐鼓》的故事可以写本书

　　新世纪：你在北京的“乐之灵”小型音乐会颇受好评，怎么想到要搞这样一场音乐会？

　　朱哲琴：这是我的一个梦想。1995年的时候，美国MTV的总裁邀请我去做一个Unplugged(不插电)现场表演，当时因为乐队比较难实现而搁浅。所以这次演出对我来说，是梦想成真。我一直觉得我的音乐好像不太可能用一个纯现场的乐队来完成。

　　2005年，有一个特别的机缘，我在北美的代理人帮我组织了一个乐队，一排练还不错，我们都很喜欢对方。乐队的几个成员都是北美优秀的音乐家，他们觉得我的音乐与他们原来印象中的中国音乐很不一样，他们也很喜欢我的歌，所以就希望有更多合作。

　　新世纪：那天演出之后，媒体普遍反映，你和你的乐队在现场配和十分默契，你们在台上High，观众在台下High。这个乐队的班底会坚持下去吗？

　　朱哲琴：我想我们会。这次到北京只是一次练习，是个开始。我也很高兴有机会带他们来中国看看。排练的时候他们要求我解释歌词，有时候会惊讶地“啊”的一声，但他们很容易进入到音乐里。这证明文化的差异是存在的，但需要一个契机跨越。

　　新世纪：你应该是目前唯一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国歌手。当初你是怎么被西方人知道的？

　　朱哲琴：《阿姐鼓》的故事可以写本书。1994年，发行这张唱片的上海音像公司和台湾飞碟唱片有合作。飞碟的老总吴楚楚听到了，觉得很震撼。当时飞碟卖给华纳了，没过多久，他就在华纳唱片全球各地分公司的总裁年度会上推荐了《阿姐鼓》。那天的会已经开完了，他忽然站起来说：“我耽误大家几分钟，我要播一个东西给你们听，而且你们必须要听！”你要知道，华纳策动全球发行，必须每一个国家、地区的分公司都同意发行才可以，所以，在这样的年会上推荐它是很好的时机。吴楚楚选了几段放了，美国华纳的总裁站起来说：“我要在美国做这张专辑。”然后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纳总裁都站起来说：“我们要做。”就这么，《阿姐鼓》变成了一个奇迹。

　　新世纪：之前吴楚楚跟你讲这个计划了吗？

　　朱哲琴：没有。

　　新世纪：那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知道这个消息的？

　　朱哲琴：我是后来才知道的。1995年，他们安排这张唱片全球发行，刚好那一年的国际唱片博览会(MIDEM)在香港举行，MIDEM是法国戛纳电影节之外的另一个著名的艺术活动，大家都听说中国大陆有一张唱片特别厉害，结果《阿姐鼓》成了整个MIDEM最为瞩目的一张唱片。

　　对于旁观者来说，这好像是个奇迹。但对参与这张唱片的人来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奇迹。因为我们当时忙于制作，完成之后，并没有预料到这个结果。最早何训田说我们要做一张全球发行的唱片的时候，大家都说他有“盆地狂想症”，他是从四川来的。那是一个很漫长的制作过程，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想的是怎么把这个唱片完成，没想它是不是个奇迹。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赶快把我手上的事儿做好，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创造奇迹，我不管，我也顾不上那么多，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到了这张唱片发行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全球发行。我记得第一站是到斯德哥尔摩，我住的酒店临海，酒店房间里有张特别大的床，北欧那种两张床在一起的super king size，被子软软的。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第二天早上，窗子外面停了好多帆船，就在城里面。那天晚上8点的电视新闻报道，中国来了一个Dadawa(朱哲琴的英文名)。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感觉到这是全球发行，中国的音乐家到了那个地方，会成为一个新闻事件。在各地做访问的时候，记者会问我：“作为一个中国女性，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出来？”他觉得你从事这样的职业，自己一个人出来见人，不可思议。因为那时中国电影《红高粱》、《菊豆》刚刚在西方出现，他们是通过这些东西来了解中国的。

　　新世纪：全球巡回做了多久？

　　朱哲琴：3个月。很意外，我走了那么多国家和地区，最难去的竟然是台湾。

　　新世纪：在台湾的反响跟西方有什么不同？

　　朱哲琴：非常不一样。台湾的销量在全球是最快有反应的，《阿姐鼓》是1995年5月初在台湾发的，吴楚楚每天都看销售数字，到了第5天就是10万张了。台湾很多人对西藏、对藏传佛教比较了解，有一些音乐评论说很震撼。台湾当时的媒体像《中国时报》列数了全世界100年的10件音乐大事，《阿姐鼓》是一件。而对西方来说，很大的焦点在于政治。中国的音乐突然登陆西方，Dadawa是谁？他们很感兴趣。神秘的东方文化对他们来说有很大的冲击，他们觉得非常新鲜。还有音乐本身，西方人比较惊讶的是，原来他们以为中国的音乐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乐，这些年出现的摇滚乐或流行音乐在他们眼中都是从他们那儿学来的，停留在他们六七十年代的阶段。《阿姐鼓》出现了，他们觉得很特别，因此渴望去了解我们的背景，补很多课。90年代不像现在，那个时候西方对中国还没有那么多了解。

　　副标题二：远离成功，云游四方

　　新世纪：当时，你有压力吗？

　　朱哲琴：我没有压力。但是那几年，不管到哪儿，人家都知道你是唱《阿姐鼓》的，都问你是不是西藏人。我觉得我必须要迅速地离开这些东西，这样创作才会自由，心灵才会自由。当一种声名和成功变成非常强势的时候，我却渴望一种自由。

　　新世纪：你找到这种自由了吗？

　　朱哲琴：当然，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我的新唱片。在《阿姐鼓》之后的两三年，我离开了这个强势的背景，我没有做什么。我就是在旅行，拓展自己的见识。我想去看人生、看世界。

　　我只是听从我的内心，人需要有新鲜的血液不断进入身体，更开阔的视野才能帮助你飞翔，不然你往哪儿飞？

　　新世纪：这些年都去了哪些地方？

　　朱哲琴：开始是因为工作去欧洲，后来到北美，然后去非洲、亚洲各地，你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在不同的区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亚洲的人文色彩更浓郁，在亚洲是人在决定整个社会的风貌，你在欧洲会觉得是秩序在决定。我经常看地图，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名，我就说我想去那儿，然后，有一天我就去了。

　　新世纪：会不会特别关注当地的音乐？

　　朱哲琴：我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不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人，人内心的状态其实决定了很多东西，它是基础，不管写作、唱歌、摄影，都是这个基础之上的反映。我对自己的关注更多，当我觉得自己迷茫的时候，当我觉得我的心想去飞翔的时候，我就会去，而音乐是个结果，它不是出发点。我去一个地方不是因为我要去做什么样的音乐。《阿姐鼓》也不是这样的，当时我在四川学习，有很多机缘去川藏地区旅行，我就爱上了那儿的文化，我被吸引了，我走进去，音乐是它的结果。

　　新世纪：去这些地方是你一个人吗？

　　朱哲琴：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也跟别人去。

　　新世纪：跟当地人接触也挺重要的。

　　朱哲琴：对，我觉得其实人是基础。如果你没有阅历，那些音符只能是虚的东西，你可能从这儿拿一块那儿拿一块，但你自己不产生音乐，这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像有些人会摘取不同的理论，但他自己没有理论，但有些人身体力行再产生理论，比如释加牟尼，这是他独特的东西。人要生活，是要有梦想的，这比什么都重要。

　　新世纪：怎么和当地人交流沟通？

　　朱哲琴：我的法宝，就是open your heart(打开你的心灵)，我从未觉得和什么地方格格不入过。我到一个地方就是想去欣赏那个地方，进入那个地方。有些人很喜欢旅行，但好不容易踏出家门到了那个地方，又会抱怨没中餐，这个不习惯，那个不适应，如果你要找你熟悉的东西，那你出来干什么？

　　新世纪：当地人也很open？

　　朱哲琴：我在印度是一个人，后来，印度火车站的小流氓全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给我东西吃，帮助我照看行李，带我去玩。我去所有的地方，没有遇到过任何不友善的人。可能是因为我看他们的时候从来不防备，我从来没有防备过对方。

　　新世纪：那你不怕吗，比如印度小偷挺多的？

　　朱哲琴：我觉得他要就给他吧(笑)。其实，当你不设想你有一个敌人的时候，敌人就不存在了。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朋友说藏汉矛盾很尖锐，会被吐口水。所以去之前在成都我被人家打扮得特别怪，特难看，戴一个毛线帽、穿七十多岁老太太穿的棉被心，说这样比较安全。但我去了以后，完全不是说的那样，西藏的每个人都那么好，我在那儿结下很深的友谊。你把别人当朋友的时候，别人就会当你是朋友。

　　新世纪：1997年到现在，10年没有出唱片了，你就是在观察人、观察世界？

　　朱哲琴：我对现在拥有的一切抱有怀疑，我怀疑所谓的“标准”，比如成功的标准。一旦拜金主义成为价值的衡量标准，我就会怀疑这些东西。我觉得我自己要建造一个自己的世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我选择的，但是我既然来了，就要为自己建造一个这样的世界。可能你希望的世界和实际的不一样，这没有关系，这是正常的，但你自己是一个有手有脚的健康人，你可以建造自己的生活。这10年我过着自己的生活，如果不出唱片我仍然会这样。

　　新世纪：在北京的时间多吗？

　　朱哲琴：这些年，我在台湾住了3年，上海、北京住了两年，北美住了3年。这中间不断旅行。

　　副标题三：在现实与宗教之间

　　新世纪：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朱哲琴：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济飞速发展，这让全世界大吃一惊。中国近百年经历了太多变迁，西方侵略、政权变迁、内乱，这对中国老百姓的承受力来说是极大的考验。我跟西方人聊过，他们就说中国人太厉害了，能承受那么多变迁。我在印度看到它同样是个发展中国家，但它一边有科技文明，电子技术发展很快，但另外一边，它的信仰没变，整个社会的秩序和它的宗教与文化都没怎么变。中国的古迹都是圈起来的，味道已经不纯正，但印度的古迹是用冲锋枪保卫的。你在印度可能会看到街上很脏乱，但它内在的秩序非常和谐，它的文明没有被破坏掉，没有严重的断裂。

　　新世纪：你现在和宗教的关系是怎样的？

　　朱哲琴：我去一个城市，我会去那里所有的庙宇，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佛教的、犹太教的……不知为什么，我每次经过这样的庙宇，听到传出的祈祷声，我都会非常感动。我不是任何一个教的信徒，但我内心可能还是对佛教比较亲近。我自己对佛教的理论比较清楚，但我不会成为教徒。任何一个宗教成为一个教派的时候，就是社会秩序的体现了，它的含义已经大于宗教本身要传达的了。

　　新世纪：你会去读宗教方面的一些书吗？

　　朱哲琴：我会读。只要感兴趣就会看，前一阵去喀什米尔，我就在读《古兰经》。在台湾的时候，有机会跟蔡志忠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他做过很多中国经典的漫画系列。我进入庙宇，聆听祈祷的声音，但我站在那儿关注的不是神，我看的是人。我听到祈祷声的时候，心中有种奇特的感情。当我看到那么多人虔心祈祷，就像一个孩子站在大人面前说“求你拯救我，洗去我的罪孽”的时候，我对人产生了无限的关爱。

　　新世纪：怎样看待西方对中国的误读？

　　朱哲琴：这是难免的，比如我们看中东，我们会看到中东冲突，没有一个人会去关心中东一个面包房的老板怎么烤面包，面包是用什么配方。这就是不了解，它是距离产生的。有一次在法国，有记者提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我当时站起来跟他说，我告诉你们，我是一个独立的音乐家，我说我要你们知道，中国的音乐走向世界，你们的目光应该对音乐投入更多的关怀和关照，不然的话，中国音乐永远受不到公正的待遇，在这种政治的背景之下，根本谈不上音乐，所以我不回答。

　　副标题四：感悟哲思与智慧

　　新世纪：8月底要出的《七日谈》用了“泛亚洲音乐”的说法？

　　朱哲琴：“泛亚洲”指的是我们这一次使用的音乐语言，比较多是亚洲元素，比如亚洲的打击乐、吹管、弹拨，而且何训田对于中乐的运用相当精妙，那种结合是没有界限的，内在的连接非常精妙。

　　新世纪：这10年的历程，刚好通过这一张唱片表达？

　　朱哲琴：我用了一个词叫“修行”，跟宗教没有关系，是作为一个人必经的过程，如果没有这10年的游历开阔视野，可能我完成不了这张《七日谈》。这张专辑的格局在西方公认历法七天的基础之上建立，但每一天感悟的东西都有非常深的东方哲思和智慧，而且这种感悟是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要遇到的。

　　(本刊实习记者 邓力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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