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来源的评价

　　两个不同来源的评价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藏书特别多，他的书房就如同现在的小小超市，柜柜相连很是紧凑，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在我印象中，书房里有一本书特别大，八开本，真皮烫金封面，足有好几斤重，书名叫《中华近代名人传》，里面有200位人物，每人一页，配有正面半身照及中文、英文小传。半个世纪后我专门到北图去查找这本书，发现它仍然是我所见书中最大、最重的一本。书是由BIOGRAPHICAL PUBLISHING COMPANY INC. SHANGHAI(传记出版公司.上海)1925年出版的，编者署名是A.R.BURT，J.B.POWELL AND CARL CROW。第61页是穆藕初，其中文小传的最后结尾是:“君为人和蔼，交友以信，举止正大，见识宏远，中西人士无不乐于相处。噫！如君之才高德备，诚可谓中国第一人物矣。”

　　18年后，1943年9月19日父亲在重庆病逝，董必武的挽联是:“才是万人英，在抗战困难中，多所发明，自出机杼；功宜百代祀，于举世混浊日，独留清白，堪作楷模。”父亲在重庆期间因农促会支持陕甘宁边区农垦经费等工作事务，与董必武有书信往来。据当时留在重庆的姐姐回忆，1942年12月父亲蒙受当局“撤职查办”的不白之冤后，重庆各界一时为之哗然，事后曾有位父亲身边的人士告诉她：事发后没几天的某夜，董老曾亲临父亲寓所拜访交谈。

　　两个不同来源的评价，时间上一个在世时，一个去世后；作者一个是西方出版家，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元老；信仰上前者可能信奉自由主义，后者信奉共产主义。差异明显，却结论相同──都认定穆藕初是一位德才兼备的杰出人士。这是作者的过誉之词，还是其真实写照呢！？

　　苦学成才，从学徒工到留学生

　　父亲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棉业世家，祖父母都是以慈悲为怀的长者。父亲6岁入私塾读了8年，14岁进棉花行当学徒。在5年的学徒生涯中，他熟悉了花行业务，也看到了奸商横行和行风败坏的种种弊端，寄希望于“有良政府出”。19岁那年的甲午国耻造成了他“心中之痛苦，大有难以言语形容者”。于是立志为雪耻兴邦而奋进苦学，“求西学之决心于是时始。”

　　伯父杼斋(后期用名恕再)一心致力于中学，他深切地劝导父亲从事西学，“以为一中一西，或可分道扬镳致力于社会国家也”。那时他俩正值青壮年精力旺盛时期，雪耻报国的强烈愿望推动着他们在治学的道路上奋进。父亲20岁始就读夜馆，跟外国教员习英文。1900-1909年是父亲的“十年壮志”期，期间有两件对他影响很大的事：第一，父亲25岁(1900年)时凭自学的英语根基考进江海关；第二，伯父杼斋1901年考进南洋公学特班。

　　海关待遇很高，但在外人的把持下，华人备受歧视，父亲说过“为羞恶之心所激，屡思欲告退关职”。然而在海关的工作无疑也大大扩展了父亲的视野和思路，为他接触外部世界和学习西方文明开启了方便之门。他工作中深感自己学问不够用，就利用晚上时间“从西人处读书研习历史、算术等”，看“天演论等新学说，知淘汰之可畏，争存之必要，从自强不息中，锻炼出新吾来”。

　　伯父考入南洋公学则为父亲接触当时的社会精英提供了机遇。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特班是为保送经济特科之用，成立时报考者有数千人之多，录取的42人可谓是百里挑一，其中有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谢无量等。特班总教习蔡元培，除了教课还负管理学生之责。蔡元培当时对清政府已完全失望，同情变法，支持维新，他经常在课堂上讲

　　父亲于1903年冬曾一度调镇江海关工作，行箧中“携有新书数百件，就附近山麓开办阅书报社，同志云集，颇极一时之盛，当局误为革命运动，暗中访查，同志星散。”可见父亲当年不仅自己爱读新书，而且是新思想的积极拥护者和宣传者。当年杼斋伯父中北闱(应乡试，中武举人)，家况因之稍裕，杼斋伯父的社会地位也起了变化。

　　1904年他俩与马相伯、李叔同等一起，组织了沪学会的各项新型活动。父亲在《藕初五十自述》中对沪学会有这样的记载：“会内除定期集会，敦请名流演说各种致富图强之要旨，期增进群众知识外，余更力倡武学，举办兵式体操，为自强之起点。体育会既成立，广招同志，延聘教习，请领枪械，募集经费。中间历遇诸般困难，皆力任不辞，竭诚尽智以应之，卒之一切困难迎刃而解。”沪学会为贫困子弟开办义务小学，并附设音乐会，开演文明新剧等，兴一时之新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盛况”。而通过这种活动，父亲对社会对民情的了解加深，对提高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也颇为有益。

　　1905年5月美国政府顽固坚持并多方诱逼清政府续订歧视、排挤旅美华人的《华工禁约》，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上海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父亲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当时父亲任海关总会董事职，邀集海关、邮政华人员司，开全体大会，合力抵制，遭美籍副税务司忌恨，父亲毅然弃职而去。父亲的爱国之举，受到张謇等知名人士的赏识，刚离开海关就被当时颇负盛名的龙门师范学校聘为英文教员兼学监。从此，父亲就由学徒、职员而正式跻身知识阶层。1906年夏张謇出任江苏铁路公司总协理，正需人才，崭露头角的父亲就成了他理想的入幕人选。1907年春张謇邀父亲出任苏路警察长。这一职务使父亲有机会走南闯北，目睹农村破败、交通梗阻、工商凋蔽、实业不振的祖国是何等的贫弱，更认识到“在诸般实业中，占中心势力者莫如农”，“必须首先改良农作，然后可以图强”，“故昔日研究经济之志，一变而定研究农业之趋向，深愿投身于农业。”从而更坚定了他求西学兴实业救中国的决心，于是开始积极准备出洋留学。

　　1909年父亲经过多年筹备，并得到亲友的资助，辞去了警察长职务，只身飘洋过海自费留学去了。一年后美国校方根据他的优秀学习成绩同意给予转正(因没有正规学历，暂作特科生入学)，又经杼斋伯父的竭力设法为他申请到了官费，从而父亲得以完成在威士康辛大学、伊立诺大学和塔克塞斯农工专修学校的全部学业。

　　父亲留学时年事已长，是留美学界“三老”中之一老，苦学得硕士学位而归时已近不惑之年。父亲的留学生涯颇具特色：时间上用足，白天晚上、学期假期都有安排；学习内容上超额，学农，学工，还学管理；学习方法上内外结合，既在课堂上学专业知识，也在课堂外深入社会，到农场和农户做社会调查，考察美国的民俗、民风和社会制度。

　　上世纪40年代也曾在伊立诺读书的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黄炎培之子)1993年在北京纪念我父亲的会上感言：“穆伯伯从怎么种棉花、种好棉花，到棉花怎样纺成纱，织成布，到怎么办工厂、怎样有效地管理工厂，他是有目的、整套、有计划地系统学习，回来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人才，和普通留学生大不一样，是满载而归。这样有计划的、跨专业、多学科、成套学的留学生，在他之前没有一个。我留学回国己五十多年了，也还没听说有这样学成归来的第二人。”

　　以实学加实干创一流业绩

　　关于父亲回国后的创业经历，可以先从其好友黄炎培的叙述中知其背景和梗概：“归未久，而欧战了。中国幼稚期之棉纺织工业，接受至急迫之时代要求，而大动企业家之兴趣。先生则遂由农而转入纺织。出其苦心毅力，研究机械图样，研究工场管理，而亲身执役，为同时侪辈所望尘莫及。其时先与乃兄恕再(即杼斋)先生合创德大纺织厂，继乃受若干企业家之聘约，陆续创建，最后乃手创规模更大之豫丰纺织厂于郑州。其时先生乃如苏季子之身佩六国相印，卓然为纺织工业专家。而先生进取之心未已，复手创上海纱布交易所、中华劝工银行。同时仍经营棉种试验场。其物由棉而纱而布，其事由农而工而商而金融，其地由海疆而中州，行将进规西北。苟无战事为之梗阻，与年寿为之制限，直不知其事业之所底止。”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父亲回国后的头七年发生的，如此创业速度连当时的美国学者艾萨克·马可逊都为之惊叹：穆藕初“在自己本身和工业两方面的建设性进步，任何一个美国企业大王能超过这个纪录都是值得怀疑的！”

　　然而，在如此辉煌业绩背后的艰苦付出，却是一般人们所难以想象的。

　　谁能想得到，父亲开创“德大”时的一万两投资也还是“借鸡下蛋”从亲朋处借来的。

　　在筹建“德大”时，父亲从厂房建设到机器设备的引进安装，无不亲自规划，亲临现场指导。同时他研究工场管理，把先进的科学管理理念应用到建厂的实践中去。他还注视着国外特别是劲敌日本纺织业的动向，知己知彼，准备与之抗争。商场如战场，为此父亲谋划了一整套先进的经营方法投入运作，保证了产品投入市场就一炮打响。

　　紧接着，应多位投资人的邀请父亲又开始组建第二家纱厂厚生纱厂。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该厂从美国订购的纺纱机械遭潜艇袭击，纱锭锭壳缺损近半，给整机的配套运作造成极大困难。父亲得悉后马上采取了有效应急措施，在津、汉、沪同行的大力支持下收集型号类同的旧锭壳来补救。此项补缺工程极为细致烦琐，经半年之久的竭力拼搏，所有机件才得悉数排妥。电力一发，全厂机轴平稳转动，至此父亲心中的大石头平安落地，这才放心回家睡个安稳觉。不料这一睡竟连续48个小时不醒，家人一时不知所措。醒后头脑尚清楚，但疲惫不堪，已起不了床。医生确诊为用脑过度，需要外出静养，方能恢复，否则一二年后就要成为废人。父亲当时拼命工作之勇猛可见一斑。

　　一流的设备，一流的管理，必然会出一流的产品。“德大”的宝塔牌棉纱，在1916年的北京商品陈列所的产品质量评比上，压倒了外资厂的产品夺得第一。当时上海一家英文报纸这样评论：“一般认为，中国是永远不能在棉纱工业方面和日本人竞争的，任何促进这一工业发展的努力也注定是徒劳的。然而，穆先生作为经理对德大纱厂出色的管理否定了这个不适宜的结论。”

　　父亲创办的第三家纱厂是郑州豫丰纱厂。他一向认为，发展内地实业至关重要。郑州地处交通要冲，毗邻棉花产区，附近又有充足的动力资源，兴办棉纺厂条件很好。从1918年选址到1920年投产，速度之快，令人瞩目。可惜由于军阀混战，经济凋蔽，工厂长期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父亲为此耗尽心血也未能挽回颓势，最后工厂为官僚资本所并吞。这是中国民族工业家的悲哀。尽管如此，这家集资200万两资本金，拥有先进机器设备的纺织厂，已以内地推广实业的先驱而载入中国工业发展的史册。豫丰纱厂所在地郑县窦府寨原是贫瘠的乡村，工厂建成后这里逐步呈现出城镇化的繁荣景象。工厂最盛时有工人五千多人，奠定了郑州中原纺织中心的基础。

　　上一世纪20年代初，上海各色各样的交易所曾达一百四十余家之多。交易所几乎成了“投机”的代名词。经过“民十信交风潮”的洗刷，最后只剩下六家，而由父亲等纺织界厂商发起创设的、由父亲连任多届董事长的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就是其中之一。中国要不要交易所？当时社会上有争论。父亲发表了《论交易所之利弊》等一系列文章或讲演，力陈市场需要交易所，同时指出如若处理不当也会带来一定的弊害。因此，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放任自流，制定相应法规和规章制度是兴利除弊的关键。这些先进的经济思想至今仍有生命力。

　　实业与金融休戚相关。筹设于1919年、正式开张于1921年的中华劝工银行是父亲参与发起的一家金融企业，父亲任该行董事长二十余年。他和同事们把劝工银行定位在“作各小工业之补助机关”，以区别于一般的商业银行。虽然只有一百万元总资本，却拥有南京路上的劝工大楼、外滩附近的仓库等产业，持续营运了三十余年。期间，与劝工银行同时期创办、资本雄厚得多的不少中小银行，都相继倒闭。劝工银行长盛不衰的原因固然很多，劝工管理层的稳健作风和独辟蹊径的经营方式无疑起了很大作用。

　　剑桥《中华民国史》在“1917—1923年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一节中有如下一段论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名流这一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狭小的社会圈子，他们献身于振兴实业、自由企业和经济合理化的思想体系。……他们对当时世界的现实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并且比较不受旧传统的束缚。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穆湘 (穆藕初，1876-1943年)。”

　　1926年英文版《现代之胜利者》一书有这样一段：“穆先生是乐观的，在这样一个动乱时代，如此一个乐观主义者就像中流砥柱一般。……穆先生的才干和性格是中国的一种幸运，我们为有更多的穆先生而祈祷！”

　　年轻的毛泽东也注意到了这位有成就的实业家，他在1923年《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誉父亲为“新兴商人派”的代表人物。

　　父亲就是这样以自己的扎实学识，加上刻苦的顽强拼搏，为当时的实业界带来了一缕希望的曙光，人们为之振奋，父亲也因此被人们推颂为四大“棉纱大王”之一。

　　为国作育多类人才

　　父亲在他实业救国的艰难实践中，对人才的重要性感触尤深：“实业种因于教育……他国实业人才之隆盛，赖平素之发育与储备，吾国实业人才之缺乏，因平素不知所以发育而储备之。穷原究委，当归咎于教育之不修。不播佳谷，不费耕耘之劳，而望此后之丰收，世界宁有此幸致之福哉！”因此，父亲在他的一生中，对教育事业情有独衷。

　　建厂初期，资金解决之后，人才问题就矛盾突出了。办现代化纱厂，工人一时难招，而穆氏植棉试验场和穆公正花行也同样急需技术人才。为此，父亲根据专业的不同需求，自己动手编写出了不同的教材，亲任教员，在这些企业内办起了在职夜校，让职工边干边学边提高，以应急需，这实际上就是企业自办的职业学校。父亲同时还持续地向江苏省教育会中的老朋友黄炎培、沈信卿等紧急呼吁要兴办职业教育。父亲既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一位早期实践者，还是一位有非凡影响的催生者。三年以后的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终于在上海应运而生了，父亲是当然的热心发起人之一，也是职教社首届议事员和资金常年资助人之一。父亲毕生都把职业教育当作自己事业的一部分在办。

　　当他事业成功，即将取得第一笔大额可供支配的回报时，父亲就写信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信上说：“自先生掌北大以来，改革制度提倡学术为时不过三载，而全国从风移风易俗之力大矣。先生提倡为全国人所知。故 自一月间与先生别后，日思有以为先生助者。窃思我国学术尚在萌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问非求自欧美不可。是以，不揣绵薄，特先捐银一万两，由诸先生四人选派留学之用……”随信附拟的简章中提出：“本储金为选派欧美留学生之用。由穆君委托蔡孑民君以个人资格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生中择优派送之，并请胡适之、陶梦和、蒋梦龄三君为助理。”选派学生不分年龄、籍贯，除学术、体格之外，能力与道德兼全者，由四君随时考察而定之。当时选定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汪敬熙、康白情五人，后又增加江绍原一人。一行六人于1920秋出国。被选送的人员在出国前即被告之，此举纯系为国育才，捐资人但知出钱，不求任何个人回报。此举之后，父亲还通过不同方式选送过多人，前后共有十余人之多。此举不仅开始了选拔人才方式改考试为考察的一种创新，更是开了我国实业界提倡学术之先河。

　　这些学生回国之后，都为国家担起了重担，罗家伦出任了清华、中央大学校长，方显廷成了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周炳琳后任北京法学院院长。他们在公职之余，还总想对恩师有所回报，但均被笑言拒绝。后来经他们协商，由罗家伦执笔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先生曾以提倡学术的精神，扶植我们学业的进展，我们历年服务却深愧很少成就，但是先生这种为学为公的精神长足为社会法式，绝不为我们成就的不多而有所贬损。我们在惭愧之余，只能以继续先生这种精神的一个小小方式来表示我们对于先生的感谢和佩服，于是集议共筹国币一万元，设立‘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并组织董事会处理此款。即以该款利息设置奖学金额数名，奖进国内大学中清寒有志、学行优良的青年，使先生提倡学术奖掖后进的心愿能够长远维持下去。这点纪念先生的诚意希望先生接受。”该基金会于1937年夏开始运作，于1940年秋公布首批得奖者三名，分别为刘有成、杨振宁和周大晶。得奖人时读大学二年级，得奖金三百元，如连年考核合格，可连续每学期得此项奖金直到毕业为止。得主之一杨振宁经他自己的努力，后与李政道一起成为了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批华人。

　　方显廷不是选自大学，而是选自一名Office Boy。方原是杭州的一位有志青年，但因家境清贫，没钱升中学，其母卖掉了仅有的一点陪嫁首饰，托人介绍把他送进了上海厚生纱厂当学徒。起初，方被指派到穆氏植棉试验场试种由父亲亲自引进的美国长纤维棉花，半年以后，被调到市中心经理办公室做勤杂工，后来还协助做些英文打字工作。方看到经理的书柜里有很多的书，有一天，他斗胆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渴于求知的愿望，恳请经理能把书柜中有关棉纺的书借给他看。父亲见函后，次日即召方显廷谈了话，并随后通知方马上停止手头工作，专心备课，以便在暑期报考南洋模范中学。方显廷就在随后的三个月中，自学了初中数理化各门功课，在60名应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被这个当时上海的一流中学录取。方入学后，父亲仍关心其成长。第一学期结束后，父亲调阅了方的学习成绩单，这么一个跳级生竟然又是各科成绩都为优，父亲随即决定并通知方，于暑假结束高一课程后，就直接送他赴美深造。父亲就是这样凭着他嗜才若渴的仁爱之心，发现了方显廷这个人才，为他创造了进入世界高等学府的条件。

　　方显廷也真有出息，在1923年后依靠自己勤工俭学，坚持学完了七年，最后取得了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方曾在图书馆勤工俭学，视书为宝的方利用处理廉价书的机会，先后买了四千多册珍贵图书(带回国后，成为南开经济所的宝贵藏书)，以至囊空如洗，归途旅费无着。父亲得悉此情以后，与当时正准备出访的中国银行界旅行团接洽，推荐方显廷在美国该团的入境口岸接团，任随团秘书兼翻译，方就这样得以免费还乡。方显廷后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写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经济调查学术论文，被誉为当时国内四大经济学家之一。

　　1932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沪战争。战后，上海各界知名人士亲自下乡调查沪郊损失，备送政府向日本索赔。父亲与同行的诸先生，看到战区的破坏情况及农民的困苦生活，义愤填膺，佥议欲图国强，必须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素质，激发爱国热情，当即筹议先办一小学，以作示范。该小学命名为位育小学，取《中庸》“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句，实含生长创造之意，父亲被推为董事长。1932年秋，位育小学成立。由于师资优良、教学认真，学生逐年增加，租房已无法容纳，乃于1936年租地五亩多，自建教学楼，礼堂和宿舍，由父亲担保向银行借资五万由学校分年拨还。位育小学是当时上海著名小学之一，抗战期间又扩建中学部。

　　父亲对自己的子女教育也十分关心，努力要把他们培育成才。

　　1914年父亲回国，当年39岁，当时大哥家菁12岁，三哥家骥4岁。父亲在了解他们学业时，发现当时的小学课程太繁杂，且只注重课本，重教不重育，学制不适宜，学风又在转坏，父亲当机立断给他们停了学，改请家庭教师授课，所请老师都是他亲自选定的。他自己也抽时间给他们温课。他平时还常给子女们讲历史典故、格言和留美趣闻，兄姐们都很爱听，诸如：“人生在世必须加惠于人，小则修路铺桥，施衣给药，大则福国利民，就一己之财力和地位而行之。其小者我屡见之，其大者曾有所闻。盖钱财为善用之人而运用之，可以有利于人。地位之应用亦然！”还教育子女要“处事以忠，待人以恕”等等。

　　两位兄长的家庭教育开头还颇有成效，但后来父亲就发现其进步不大了，一调查“始知邻家儿以小总办目之，奉承之唯恐不暇。”当时我家就住在杨树浦自己纱厂对面的里弄，周围都是厂中员工的宿舍，小孩一起玩时，“大有唯菁、骥二儿马首是瞻之概。”放纸鸢则众相随帮，捉蟋蟀则挑选好的贡献他俩，“种种特殊待遇，适足长其傲慢之气，阻其进取之心。”父亲随即将二儿送入学校住读，以避却这环境的熏染。

　　父亲在育人方面，有点“重男轻女”，为此他曾与陈独秀因观点差异而有所争议，在报纸上发表过《派遣女学生出洋游学意见》一文。父亲申言，他并非反对派遣女学生去留学，然而就当时国家财力不足的状况而言，他认为与其有钱送几个女学生留学去，不如把这钱用在当时更急需的女子普通教育上，不如多设若干女学校，使一般女界俊秀共增学识，使国家在总体上能收更多的效益。我的几位姐姐在父亲在世时也都是读到高中毕业就为止了。

　　父亲对子女教育在财力和精力上都是毫不吝惜的，为的是把他们培养成能服务于社会国家的有用人才，而他并不刻意要给子女留下多少遗产。据家菁兄回忆：“民国九年(1920年)我父45岁之夏，距他39岁借资一万元的艰难创业还只有五年半之际，一日我兄弟俩在阳台上温习功课，忽然我父亲走至阳台，问我兄弟二人：‘我要以金钱助人出洋读书，你们意下如何？’我兄弟俩不知如何作答，我父继又道：‘你们将来自己会赚的。’言毕即离去。”这里提的就是上述送北大学子留学一事。

　　父亲六十岁生日时，拒绝了家人为其作寿的建议，拿出5000元钱资助教育。以3000元资助位育小学，以2000元于中华职业教育社内创办穆氏文社。江问渔先生在《穆氏文社社员中一个特殊人物》一文中写道：“穆先生尝说：‘助人是文化人的天职。有钱帮人求学，原是平常的事。’”“当前年(他)六十岁时，忽然有一天约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人吃便饭”，“谈起要办一个文社。他要办文社的动机，是为着职业界一班不能入补习学校的青年，求知欲很旺，而写作发表力较差，要替他们谋一个救济办法。因此一夕之谈，就把文社办法决定，由这位老先生……拿出钱来，委托职教社代办。”到1937年初已办三届，征到社员近千。凡入社者每学期只须纳费四元，即可享受由黄炎培、叶圣陶、夏 尊等著名导师修改作文与指导读书的权利。凡作文成绩有特殊进步者，还可以得到奖金。

　　父亲晚年在重庆与老友感言：“我亦教员出身，得好学生过于珍宝珠玉，孟子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为三乐之一，洵非虚语……余毕生以职业学校和位育小学为最得意之教育事业，希望早日光复河山，回归扩大。”有人把父亲誉为教育家，实也在情理之中。

　　引进科学管理法，化裁妙用结硕果

　　父亲能在事业上有所建树，与科学管理法有密切关系。

　　他在美国读书期间，1913年暑假曾慕名访问塔虎脱农场做社会调查，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三个星期，从上到下与农场各类人员都有接触。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农场管理的科学性给了他极深的印象。他随后写了一份专题调查报告，寄往国内，发表在《中华实业界》杂志上。

　　父亲在得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学习工厂管理课程时，对泰罗新创的科学管理法备加重视。他认真研读原著后，抓紧在学成归国前，不远千里从美国最南部赶往东北部的费城，去找创始人泰罗当面求教。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曾与戴(即泰罗)、吉(吉尔布雷思)二氏反复讨论，获益良多。”

　　回国后不久，父亲一面抓紧工厂建设，一面着手翻译泰罗的代表作《科学管理原理》(译著书名《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他在引进这一先进理论的同时，在自己的工厂内开始试验应用，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创了先河，并取得了明显的业绩。

　　父亲在译著序言中写道：“熟谙此书所载方法，引申触类变通，化裁而妙用之，无论个人与家庭，社会与国家，种种事业，参用此项新办法，无不立收奇效。”父亲在引进泰罗制的过程中，根据其精神实质，“引申触类变通”后，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化裁而妙用之”的事例很多。父亲针对我国劳动力多而资源短缺的情况，在产品质量和减少废品率上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当时国内工厂管理普遍采用的是工头制，工头把握着生产指挥权，以及对工人的管理权、进退权。他们无生产技术知识，却对工人处于人身支配地位。不剥夺工头们的这些特权，工厂的科学管理无从谈起，而要剥夺其沿用下来的这些特权又极易招致工头们的激烈抵制。为此，父亲首先从制定厂纪、厂规入手，要求一切职工的奖惩、黜陟一依厂规，这就把工厂对工人的“人治”变成了工厂对工人的“法治”。父亲还制定了各种统计报表，要求工头必须定时填写，这就迫使工头必须懂得生产，使自己变成内行。父亲还规定，工人进厂必须经过厂方举行的考试。

　　“德大”、“厚生”一时成了样板，有来参观新式机器的，更多的人是来学习科学管理经验，很多规章制度就这样传播开来。父亲在这方面的态度既开放又热情，不搞封锁，也不留一手，但求民族工业发展、壮大了好和日本人去斗。

　　父亲从政就任工商部常务次长期间(1928-1931)，大力在工商系统推行各种统计报表，也是科学管理理念的体现。他认为首先要情况明，做到心中有数，进而推行其他。父亲从法治入手来抓工商管理，他强调科学管理必须守法，“在人事日趋繁颐，社会日趋复杂的现在，无论什么团体，都要以‘法治’为本，然后有一定的轨道可循，有一定的规矩可遵。” 所以在任期内，他倾注心血，全力以赴，以娴熟的专业学识、旺盛的工作热情，努力推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在他主持下修订的工商法规计有《工厂法》、《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理法》、《商会法》、《工商同业工会法》、《公司法》、《特种工业奖励法》、《票据法》、《保险法》、《违禁罚法》等四十余种。

　　当时颁行的工商法规，有的是参考国际惯例对原有的条文作了修改，有的则是依据二三十年代我国工商业经济出现的新情况加以制定的，其中凝聚着父亲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深思熟虑。例如，《劳资争议处理法》的主要精神就与父亲一贯持有的观点相吻合。1927年，父亲发表《论劳资关系》一文，认为：“劳资关系表面虽属于雇主佣工，然于社会秩序，金融通商，物价低昂，关系全国人民之幸福至为密切。”他主张尽快设立工会，明确其职责，在提高生产力的基础上增加工人工资，同时维护工人的劳动、休息、学习的权利。1928年，在全国经济会议上，父亲等人在贸易股提交的总提案中指出：“劳资纠纷在今日之中国，实为一最棘手之问题。农工占全国人民之最多数。欲求中国民族之发展，自必以扶助农工为基础，使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受相当之教育，人人有相当之享受，此固为我人所望。”“为真正农工计，拟请政府从速制定劳工法、工会法，以正其本……劳资两方皆须以法律为范围，自无偏颇不平之弊。而劳资均可相安从事于生产事业之发展矣”。1930年，父亲在著文和演说中一再表示：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劳资双方，实处于共存共荣之地位，有诚意合作之必要。厂商方面，必须觉悟社会进化之大势，劳工同为人类之一分子，必须尽其力之所能，对于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实施补习教育，注重卫生等等积极实施。务使所有劳工，咸得愉快而舒适之生活。劳工方面，必须觉悟中国为生产落后之国家，……唯有互助合作，增加生产，始为吾国人唯一之活路。同时必须注重求技术上之进步，增进工作效能，凡技术进步效能增高之劳工，必可得更优渥之待遇。”应该说，父亲的见解不仅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明智的，而且从长远来看，用法治的途径处理企业中的劳资关系，较之激进的暴力冲突可能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1933年，《东方杂志》曾发起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于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的征稿。共收到160多份稿件，有人统计参与征文的144人的247个“梦”中，多的是“桃花源”之梦，少的是“法治”之梦，只有父亲的“梦”属于后者。其征文原文是：“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工人当然包括在内)，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父亲后期在重庆，对他应用科学管理的心得体会作过两次报告，深入浅出地对科学管理原理的内容做了总结和概括。他说：

　　“不论处理什么事情，凡是有条理、有秩序的，都可以说是科学管理。”

　　“无废才、无废材、无废时、无废力，是科学管理的四大原则。”

　　“为此要做到纪律化、标准化、专门化、简单化和艺术化。使人感到工作有乐趣，效率自然提高，就是艺术化。”

　　“经理要做到‘五个会用’：会用人、会用物、会用时、会用钱和会利用机会。”

　　“用什么样的人当经理？用会自己找事情做的人、用有判断能力解决疑难的人、用才具与其职务相当的人、用度量大的人、用有事业心的人、用懂得爱惜机器的人、用会恰如其分节约花钱的人、用善于迎接把握利用机会的人。”

　　“经理要具备‘八德’：一守法、二公正、三廉洁、四诚信、五谦和、六善应变、七要能推陈出新、八要有领导才能。”

　　这些都是他几十年来在实业界、政界应用科学管理的经验总结，言深意切。再看看他的实际工作，无不贯穿实事求是的科学管理思想。

　　1939年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生产会议，父亲任筹备会召集人及大会秘书长。不巧适逢五三、五四重庆大轰炸，但仍如期开会，并实现了以“最少经费，最速时间，获最大效果”的预期目标，朝野同声赞许。

　　在农促会、农本局期间也随时随地讲求效率，要求有速效之事业予以促进，务求以最少的钱，最快的时间，收最大的效果。在抗战困难条件下，仍能使其工作得卓有成效，实得益于科学管理方法之应用。

　　还有，父亲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提炼群众经验，发明了“七七纺纱机”，在大后方农村大力推广应用后立了大功。一个大洋经理竟搞起了小土纺机，看来有点怪，可这恰好充分证明了父亲是一位识时通变的杰出的领导管理人才。

　　爱国兴邦抗日 混浊中留清白

　　父亲生活的那个年代，社会动荡变革。在列强瓜分祖国的形势下，无数志士仁人爱国热情高涨，政党不少，主义很多，父亲认准的是实业救国之道。他认为：“救国之道不一，有政治、教育、实业种种方法，平行不悖。”所以他回国后马上组建新式纱厂，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己任。

　　为什么要开厂办实业？父亲在一次报告中讲：“我要郑重地大声疾呼，办工厂的目的应该是为国家为民族谋福利，而不是仅仅为私人获取利润。办工厂的人应该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正因为此，他从不把办厂的成功经验视作商业秘密，而是欢迎参观，尽力宣传推广之。当年他为自己的译著《中国花纱布业指南》一书写了广告宣传单，别开生面，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作者实业救国的激情。

　　父亲认为，人的唯一责任是要做有益于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事。但做这些事要有钱，念头先放心里，再去做生利的事业，有了钱就好办事了。父亲当年热心于公益善举是出了名的，因此找上门来求助求学的人，往往比办商务事的人还多。父亲感言：“世人咸知获利难，不知有钱而能施用于正当之道为更难。各业苟有机会即可获利，唯用之于不偏不倚之途，而适应社会之需要为可贵耳。”

　　黄炎培有言：“当先生事业最发皇，经济最宽裕时，对社会事业未尝滥施资助，而独被发见为意义远大，虽未着效绩，或并未为时人见重，先生辄奋全力为之倡，如是者不可以数计。”黄举了华盛顿会议和选送北大学子事等。1921-1922年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至关重要，我国民众团体推举国民代表赴美宣传并去监督政府代表，行期已定而旅费无着，几致中止。父亲见状遂自告奋勇柬约沪上金融、实业界同人至寓所，一席倾谈后，自己带头，八万巨款立集。父亲为此事奔走多日，送走代表后即因疲劳过度而大病一场。正是在这次华盛顿会议之后先后被德、日所侵略强占了二十多年的青岛才得以被祖国正式收回。

　　父亲在保存昆曲上做的事，在昆曲近年来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更是常为人们所提及。父亲自留学归国以后，在创业的同时就喜欢上了昆曲，但是他在保存昆曲上做的事却并非仅是出于个人的爱好。父亲1904年在上海与马相伯、李叔同等一起创办“沪学会”时，对音乐、戏剧等对人们的启智作用就有了实际的体验，及至后来认识了曲圣俞粟庐(俞振飞的父亲)和国学大师吴梅以后，对昆曲艺术的认识己由陶冶情操的娱乐工具，升华而至民族文化瑰宝的高度。当父亲眼看到如此国宝级的艺术精品，却因演员己“尽鸡皮鹤发之流”，行将湮没于世时，便挺身而出，以拯救国粹为已任，奋全力为之倡。父亲于1921年初在上海发起，联合江浙曲界名流组设了昆曲保存社，成员有俞粟庐、徐凌云、谢绳祖、冯超然、高砚耘、王慕 等。父亲组织该社时，不用私人名义，也不用哪家曲社名称，就是为了能更好地调动江浙等地所有曲家、曲社积极投入到振兴昆剧事业中来，避免因人因派而发生矛盾。保存社成立后，先是以200元一张的高价给俞粟庐录制了六张半唱片，以保存这位昆曲叶堂唱派传人的唱腔原声于世；继而又着手组织专人开始整理并誊写曲谱，以保存昆曲的书面形式于后人。其用心可谓良苦。

　　几乎与此同时，父亲多次往来于沪苏之间，以昆曲保存社的名义联合苏州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等曲友在苏州创办昆曲传习所，为的是要培养出一批能传承昆曲的年轻接班人。父亲对办所方针、人员招聘、学员的学习生活等事宜关心备至，并在办所的三年时间里每月为传习所日常开支提供经费支持，累计总支出约五万元左右。传习所当年培养出的这一批“传”字辈年轻演员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把昆剧艺术保存到新中国诞生。戏剧史家张庚先生说：“对于穆先生保存昆剧的业绩，中国的戏剧史是不会忘记他的。”可是父亲自己对这件事在事后不久所写的自传中竟一句也不提。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言：“先生从不暴其事于人前，而人亦不尽知水源之所至，真所谓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矣！”父亲从来就是这样一个只做事不求名的人，可这也给后人写史增加了一定的困难，以至于在近二十年来出现了昆曲传习所仅仅是“后来由他接办”的“接办”说，有的还把他只列为是对传习所只出钱不问事的一个“主要资助人”。好在当时《申报》一篇不显眼的文章《苏州伶工学校演剧》有这方面的记载：“南中曲帮，近有昆曲保存社之组织”。“社中诸君子已在苏州倡办伶工学校(即昆剧传习所)，招集贫苦子弟，延名师授课，开拍半年，成绩已自斐然可观。异日学成，既不沾染旧伶工之恶习，又可维系古艺术于不坠。”(1922年1月4日)。今年是创办昆曲传习所八十五周年纪念，《申报》的这段记载澄清了一个重要史实，那就是：没有昆曲保存社就没有昆曲传习所。

　　父亲的抗日爱国激情更是十分的高昂。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在得不到政府支持，孤军奋战的紧要关头，却得到了上海人民自发的重要后勤支援。期间，父亲的爱国精神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事发次日清晨6时，父亲等工商、教育界人士四十余人不期而集于华龙路(今雁荡路)中华职教社，会商成立上海市临时救济会，并决定派员赴前线劳军。9时，父亲等四人被推为代表，乘车去真如十九路军总部，晤蒋光鼐总指挥与蔡廷锴军长。“略谈之后，坚询所需，方知给养、交通、防御等等，无一不感缺乏。”父亲等回沪报告后，上海人民的一场空前支前战就此拉开了序幕。31日成立了以《申报》主办人史量才为首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随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全身心地都扑在了支前的繁重工作中。1933年他更以年近六旬的高龄，作为上海人民的代表之一，亲赴承德前线，慰问同样是没有受到政府认可的“抗日同盟军”前线将士。故人称父亲为“抗日先锋军”。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父亲任市救济会给养主任，筹供难民给养，备极操劳，以致病倒。

　　西迁重庆之后，父亲先是组建起了农产促进委员会，抓出了“七七棉纺机”；后又主持农本局，在后方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为平抑棉价、保证棉布供应，做了艰苦而有成效的工作。为此也得罪了一些人，他们在背后骂他：自己不想发财，还不让别人发财。父亲任公职期间，秉公办事，公私分明，公家的东西就是信纸信封也不沾一点便宜。自己的长衫破旧了，也坚持要到胜利后再换新的。逝世时穿了旧衣服入灵柩，家人实在不忍心，买了白布染色后，连夜赶制出“寿衣”。陪父亲入棺的心爱之物，竟只找到了已陪伴他几十年的一只小闹钟、一副眼镜和一把修须刀，此情此景只有家人知晓。所以后来我看到董老“于举世混浊日，独留清白”的挽联时，发自内心地感叹：说得多么好啊！

　　我是搞自然科学的，对经济学是外行。不过北大赵靖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原会长)的研究生姚中利所写论文《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与现代发展经济学》中的一段话我有很深的印象：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历史过程。我们只有在对这个历史过程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对当今的发展趋势有一个正确而明智的把握。所以研究中国已有的经济发展理论思想对当前的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往往昨天的问题今天又会以一种新的形态存在，而且，有的问题甚至就是原封不动的存在。因此，了解问题在昨天的存在形式以及昨天的人们是怎样认识这些问题的，在这些问题上人们的智慧曾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这对我们想要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上变得更聪明一些的意义上，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父亲正是生活在封建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有人把1917-1923年称为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父亲正是这个时期的一位杰出冲浪者。他涉及的领域涵盖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诸多重要方面。他的治学态度又极为严谨，特别注重社会调查，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把握得比较准确。加之他又是一位学者型的实干家，并不局限于一般的理论思维，常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己任。而要解决现实问题，矛盾的方方面面就会层层得以暴露，因此对矛盾的理解就会更深刻，也就可以避免隔靴搔痒的泛泛空谈。更有幸的是父亲在实干之余还留下了不少文字记载，据赵靖教授讲这在同时代的实业家中是极为罕见的。

　　当今社会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学者们的深入研究非常需要这些宝贵资料。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我才有了不懈寻觅父亲各种生平材料的强大动力。我感悟到我在做的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我要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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