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易中天：碰巧大家喜欢 那不是我的错

　　文/ 刘莉芳 高燕(实习) 图/ 张洪兵

　　在众说易中天把历史娱乐化的时候，易中天称“学术产品娱乐化是死路一条”，他宁肯用“戏剧化”这个词，在百家讲坛上如设置戏剧悬念般地起、承、转、合。在众人评论易中天，褒贬不一时，他抛出“三原则”，称很多批评是毫无价值的，不值得回答。

　　他自称“大萝卜”，骨子里讲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百家讲坛火了易中天。《品三国》火了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5 月22 日中标，6 月22 日交稿，7 月22 日全国发行，不到一星期，《品三国》的订单就超过65 万。

　　7月31日，因为台风滞留机场的易中天刚到家，就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8 月4 日，在

　　B ＝《外滩画报》 Y＝易中天

　　“我的家人最希望你们不要去打扰”

　　B：你成名后，家人、朋友都成为媒体的追访对象。这些你可以承受吗？

　　Y：我现在面对的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就是如何在不伤害媒体的前提下拒绝媒体，因为记者也不容易，平面媒体竞争这么激烈，采访不到，就会很麻烦， 有时也不忍心，但是如果都接受，对我自己也太残忍。你们能不能教我一招？

　　B：请经纪人吧。

　　Y：我不太想有经纪人，经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讨价还价，也许这是我的误解，但我不需要讨价还价，我的选择原则非常简单，不是哪钱多就去哪。

　　B：现在，你的家人怎么看你？

　　Y：他们最希望你们不要去打搅。

　　B：去年，百家讲坛策划人解如光就预言，今年你会火。今年他又预言说， 明年最火的将是讲《汉代人物》的王立群。现在网络上把你们二人放在一起， 从学术结构、讲课方式等角度比较。你注意到这事吗？

　　Y：没有。但是我觉得王立群讲得真的很好，我偶然看了一期，当时就对《百家讲坛》制片人讲，王立群行！

　　B：和你比呢？

　　Y：比我讲得好。

　　B：哪方面？表述能力还是学养方面？

　　Y：他更细腻。我记不住例子了， 我看的是项羽入关那一集，看完后，我见到王立群就对他说，你比我讲得好。我当着他的面，把他怎么讲项羽入关的讲了一遍，为什么好，好在哪里。他知道我说的是真话，我是真诚的。

　　B：两次采访后，我觉得你不像一些明星那样会和媒体套近乎，相反，你和媒体有一种距离。

　　Y：我的骨子里讲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我一定要有一个对等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前提。如果你不对等，我就不对话；你尊重我，我会加倍尊重你。我也用不着去讨好谁，我一开始就没有讨好谁。

　　有些媒体犯了一个错误，以为我的成功是媚俗的结果，因此，他们按照媚俗的套路，以为我也会媚媒体，他们不知道我易中天既不媚俗，也不媚雅， 我谁都不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从来就是这么说话的，我做老师在课堂上也是这么说话的，没有任何的刻意和作秀。碰巧大家喜欢了，那不是我的错。

　　“《百家讲坛》绝非学术的娱乐化”

　　B：如果有时间，你会关注外界对你的评论吗 ？

　　Y：我面对批评有“三原则”：一是“硬伤立即改正”，一旦发现硬伤，立刻致谢、致歉；二是“学术问题从长计议”。有些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而且现在也没有时间讨论，那就放一放。另外，也不是所有人的问题都要回答，有价值和无价值之分。我可以坦率地说， 有些批评是毫无价值的，不值得回答； 三是“讲述方式不争论”，你们去争，我不争，让实践、时间来回答。你有权利不喜欢，把电视机关了就行了，没人强迫你看。干吗义愤填膺的？

　　B：这些批评，有没有指在你的软肋之上，你觉得应该吸取的？

　　Y：没有。《品三国》绝对找不出任何问题。你可以不赞成，本来学术研究就是各有各的观点，这很正常。现在， 学术界批评的也不多，实际上，表扬和批评的都是学术界外的人。

　　B：你品三国都是从历史小细节入手，有没有新的研究发现？

　　Y：首先要弄清楚，《百家讲坛》是一个公共平台；其次，《百家讲坛》不是百家论坛，《品三国》也不是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百家讲坛》面对的不是研究者们，所以我的新发现、新观点只能埋在里面。

　　比方说，赤壁之战曹操战败的原因， 我的说法和史学界不太一样。还有孙刘联盟的决策过程，我的结论和《资治通鉴》是不一样的，我把鲁肃的地位提得很高。作为一个正规研究历史的人，会把这个单写成一篇论文，但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在一个公共平台上面对大众。

　　B：人们用娱乐化形容你讲三国的方式，你接受吗？

　　Y：《百家讲坛》绝非学术的娱乐化，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形容的话，我觉得可以使用“戏剧化”这个词。“娱乐化” 是一个极其不准确的表述。如果说它是娱乐化的，我断定它没有市场。学术产品娱乐化是死路一条。上海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张铁匠的罗曼史》，票房极差，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弄清楚电影是拍给谁看的，城里人不看张铁匠，乡下人不看罗曼史，两头不讨好。学术娱乐化的结果是学者也不看， 看娱乐节目的人也不看。就没人看了。戏剧包括设置悬念，矛盾冲突，起、承、转、合这些要素。

　　B ：《品三国》一书和百家讲坛相比，多了史料，少了现场感，读起来， 少了快感。

　　Y：这本书和百家讲坛是互补关系，如果重复，就没有意义了。要享受快感，可以去看碟；想知道得更清楚， 可以来看书。为了向读者负责任，我把引用的所有史料出处，都注出来了。

　　“我是十年磨一剑，扬剑出鞘”

　　B：1981 年你自武汉大学毕业留校后，在1984 年就被升为副系主任。在仕途上，你还是蛮顺的。

　　Y：太累。那时候电话都没有，因为副职不装电话，正职才装。你要有事情，自己跑腿吧，骑着自行车满山跑。而且武大在山上山下都住着人，有时候要爬到山顶上去找一位教授，谈一件事情。

　　B：从1981 年到1991 年离开武汉大学，十年内，你都是讲师，没有评上副教授。可以说一下吗？

　　Y：我那本“文心雕龙”是1988 年出的，在此之前，我和邓晓芒合写的《黄与蓝的交响》在1987 年也出版了，我如果拿那本书去评，肯定是可以评上的，但是名额有限，我们系是个老系，老同志多，有些老讲师真是声泪俱下，我于心不忍，心想反正

　　1988 年“文心雕龙”出版后，再报也行。但后来职称评定停了三年，我就拖到了1992 年。

　　B：你从事的是古典文学、美学、艺术史，但现在却通过品三国而成名。你对社会、学术是否会有心理落差？

　　Y：其实我硕士读的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有一本《文心雕龙》，那是我的硕士生论文题目，所以，我很自然地从文学转向了文论。而我研究《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时，从文论转向了美学。研究美学时，我发现如果要发现美和艺术的起源，必须学人类学， 这就有了《艺术人类学》一书。从人类学向文化学转，又是顺理成章的， 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一本随笔体学术著作《闲话中国人》。而研究中国文化就必须研究中国历史，于是就有了《品人录》。

　　这一点都不奇怪。大家看起来眼花缭乱，其实流寇也是有路线的。

　　B：能不能这样说，你今天取得的成功与轰动是水到渠成？

　　Y：我的回答只能是五个字：十年磨一剑。现在扬剑出鞘。

　　B：你在1990 年代中期就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学术走向大众和市场。在此之前，你的著作《艺术人类学》等都非常精彩。你到底为什么转变？

　　Y：《艺术人类学》是好书，但是读者很少。

　　B：难道是为了吸引读者而变？

　　Y：一本书辛苦写出来还不到一万个读者，这还是好的，实际上，大多数不到100 个读者，有的直接进了造纸厂， 这有什么意义？

　　B：但象牙塔里的学者，不都这样吗？

　　Y：大家都这样，我也得跟着过吗？

　　B：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们愿意等时间来检验作品。

　　Y：你这是逼我说，我本来不想说。实际上，这部分人分两种，一种是献身学术事业，宁可藏身名山，也不在乎当世能不能发行、出版。但这部分人很少。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职业，那就面临许多具体问题，比方说评职称。现在的职称评定管理是量化管理，有大量的职称论文和专著。对此我也能理解，但是至少升到正教授以后，是不是可以不再写职称论文了？应该说对社会最没有贡献的就是那些职称论文、专著。除了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以外，我看不出有任何的意义。

　　B：在学术走向大众和市场的过程中， 你觉得学术本身是否受到负面影响？

　　Y：这个问题要分成两个层面来看， 首先学术从学院里走出来，走向社会、大众，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错，也没有任何不妥。非但没有不妥，而且我认为社会应该支持一部分学者这样做，我们不能够把学术变成少数人的专利，也不应该把学者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至少应该有一部分学者直接为社会和人民服务。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由于走向社会和大众不得不借助大众传媒，而大众传媒自身的某些要求、惯例会影响到学术传播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比方说一期电视节目的时长是固定的， 在规定的时长内没有办法系统地、全面地把问题说清楚，这就是客观的原因。第二，作为这样的学者，自己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在保证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做到准确、严谨、客观、公允。我提出一个口号： “大众口味， 学者品位。”如果能做到这八个字，副作用至少可以减到最小。但是现在有一些人，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大做文章，我认为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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