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制高点

　　陈铎 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高级编辑；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和虹云主持的大型系列专题片《话说长江》首开电视节目“双人主持”模式。之后还主持了《话说运河》、《话说海疆》、《话说中国茶文化》、《丝绸之路》、《长征50周年》、《长征60周年》、《开发大西南》、《蜀道》等系列节目，至今仍被视为经典。

　　记忆中的1980年代，白发的陈铎始终站在长江、运河和其他江河湖海边，他的纯正声音是那个年代纪录片的标志。如今，在“再说长江”的新历史年代，陈铎为我们话说从头。

　　文/陈艳涛 图/宋朝(除署名外)

　　2006年9月1日，是他从事电视工作49周年的日子。再过一年，就是50周年了。这个数字，创造了中国电视人的一个纪录，也许，也是世界纪录之一。“不会有人从事电视工作那么长了。”说这番话的陈铎，自豪而感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陈铎和虹云主持的大型系列专题片《话说长江》首开电视节目“双人主持”模式，而《话说长江》被列为央视五大经典之一，它激情洋溢散文诗一样的处理方式，也在中国电视纪录片史上写下了难忘篇章，至今许多观众能清晰记得当年《话说长江》的解说词。之后，陈铎和中国的江河湖海结了缘，又相继主持了《话说运河》、《话说海疆》、《话说中国茶文化》、《丝绸之路》、《长征50周年》、《长征60周年》、《开发大西南》、《蜀道》等系列节目，其中的许多片子，至今仍被视为经典。

　　20年后，《再说长江》开场了。该片总编导李近朱说：“如果《话说长江》是表现20世纪中国的代表作，那么《再说长江》就是表现新世纪大变化的新篇章。20年前《话说长江》的老班底无疑是历史的见证者，当年的尾声是如今的序曲。”于是，这一次，陈铎和他的老搭档虹云，在三峡和上海的背景之下，作了这样的解说：“20年过去了，年轻的一辈起来了，我很欣慰。长江后浪推前浪，请他们来再说长江。”“请”完之后，陈铎和虹云退出了“再说长江”的主持人行列。20年时间，让他们有足够的准备和心胸，明白一种叫“自然规律”的东西，坦然地迎接“长江后浪推前浪”。但，关于长江，这条他牵挂了一辈子的母亲河，陈铎还是有那么多的遗憾，应该拍得更细致、更讲究些，解说应该更热、更激情—— 在他看来，一切的苛求和挑剔都不过分，因为，这是长江。

　　面对面

　　《新周刊》：作为《话说长江》的参与者，你认为这部片子在中国电视纪录片史上留下了什么样的地位和影响？

　　陈铎：《话说长江》播出已经20年了。从电视事业角度来说，它开创了一个先河；对我和虹云来说，更是开创了一个中国电视双人主持的先河。因为在这之前没有两个人来主持，甚至原来也没有主持这个概念。我们当时叫做大型电视节目。节目的特点是夹叙夹议，章回体地进行叙述。专题片、系列片基本上走的是纪录片的路子，这些形式都没有出现过双人主持，都是单人主持的。但从《话说长江》之后，连《新闻联播》都开始使用双人主持了。所以双人主持应该是开了个先河。

　　作为纪录片形态的连续节目，它本身也是开创了一种样式。这种样式也就是类似现在的话说形式。以后主持人参与的，各种类型或者风格的，也都得到一种认识。这一种样式也就慢慢多了起来。甚至拓展到了其他节目的样式。比如《夜幕下的哈尔滨》，也有节目主持人的某些特质。比如它的话外音就采用了主持人叙述的形式。中国的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采用的也是第一人称叙述的模式，如果不把它们划分为电视剧的话，按节目划分，它们也是主持人电视节目类型的。

　　《新周刊》：制作《话说长江》时，当时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状况如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

　　陈铎：应该说，解放后，中国的纪录片就达到相当的水平了。在电视纪录片方面，当时想把握的一条原则是：和观众不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而是平等的朋友，就好比我和观众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看电视，是平等的交流，不是教师爷式的居高临下。这是电视工作者和电视观众的关系和位置。也可以说，当时我们确立的这个位置，今天看来是成功的和正确的。

　　80年代对中国来说是很重要、很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因为改革开放，各个方面都打开了大门和窗户来对照自己。电视也是这样。80年代初，中国电视剧跟国外第一次合作。比如《望乡之星》里，我扮演一个知识分子。后来1981年拍摄的《丝绸之路》，是和日本合作。我参加了后期的解说工作。这是第一次和国外合作纪录片，这对中国电视工作者影响很大，至少让我们跳出了传统的看人、看事的角度，开始学会用外国人的眼光看中国。当然，在这之前，文化大革命时，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也拍摄中国，但那时候的观点认为他拍中国的阴暗面和落后面很多。当然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到了《丝绸之路》，我们才明白外国人的眼光到底是在看什么。我们开始觉得以前我们的纪录片宣传的味道太浓了。

　　《新周刊》：你说到80年代是改革开放、打开门窗的年代，那么当时外面的世界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陈铎：制作《话说长江》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创作集体合作得很好，任务完成得就相当的好。80年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第一次和外国人的合作，使得我们睁开了眼睛来了解世界。比如电视剧中的化妆，当时日本人用海绵来打底色。而我们原来则是用手拍匀，然后用手指头和手掌上妆，但是人家是用一块海绵，这让我们非常地惊异。因为当时在中国，海绵是奢侈品啊，不像现在这么普遍。

　　又比如《望乡之星》在上海那么热闹的马路上，就录同期声，用一个话筒跟着。我当时就想，这样的声音效果能好吗？声音质量能得到保证吗？周围的杂音能不影响对话吗？等到片子回来译制的时候，我是负责译制的导演。一听，声音真的很干净，该有的背景声音非常清晰准确，对演员的台词也没有构成干扰。那么他们是怎么完成的呢？我就站在那里看，知道了，人家有个专职录音话筒员，有一个调音台，远处的和近处的声音比例能够手工调节控制。无非就是一个调音台而已，但是人家就解决了。当时给我们的印象很深。还有他们各个工种之间的合作也给我印象很深。我们有些摄制组在一个镜头拍完时，各个工种就可能散开休息了。出现问题需要重拍，执行导演要求爷爷告奶奶地请求大家重拍，但是日本人就不会，他们都在原地等着，一说需要再来一遍，立刻就跳起来启动。我当时就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认为这是他们给我们的一种工作榜样的启示。这是80年代初，我们有幸看到了国外电视工作者们的工作方式、方法和好的工作形态。

　　《新周刊》：《话说长江》之后又拍了《话说运河》等一系列电视纪录片，虹云老师说你们是有了“长江情结”？

　　陈铎：《话说长江》之后，几乎是江河湖海都拍遍了，水利部门的同志就说我和他们一样老泡在水里。我对水是有感情的。因为我在长江边长大，长江情结在《话说长江》之后更深更浓了，我希望掀起一股长江热，就是认识长江，开发长江，保护长江，利用长江，全方位的。光认识、开发、利用都不行，还要保护。基于这么一个出发点，在《再说长江》立项时我写了一份报告，搞主体节目之外的辅助活动，包括中间的音乐会等等，都有很多的设计，后来批准由海外中心来执行。我们有很多想法就是把长江传递给更多的人，包括海外。因为我觉得，关于长江，不光是我这一辈子，是几辈子都说不完的，更何况还有后浪推前浪，还可以继续。就像现在，我还在做《话说青藏铁路》。

　　《新周刊》：除了纪录片，作为创始人之一，你当时还见证了中国电视其他种类的起步？

　　陈铎：对，当时也做译制片。我是中央电视台译制片五元老之一。我们那时候没有专用机房，录音和配音就在一个办公室里进行。有部巴基斯坦影片《生命》，那时候的巴基斯坦影片都是由总统特批才能给我们。我为这部片子的男主角配音。里面有一段要唱一段台词，应该是唱“我是你的丈夫你是我的妻子”。结果就是因为长时间连续工作，室内严重缺氧，竟然唱成了“我是你的妻子，你是我的丈夫”。

　　做译制片我们也创造了不少的东西，那个时候的译制电影都是对口型，有的就很难，我就创造了一种听口型的方法，结果效率一下高了很多倍。后来央视正式的译制部成立以后，有了新的设备，有了很好的录音条件，有了很好的队伍。比如当时的《大西洋底来的人》，那是香港人译制的，香港普通话配的音简直听得人起鸡皮疙瘩。后来还有拿到上影给译的，比如《加里森敢死队》等等。最后还是我们自己译制的比较多。那时候我们译制的有《大卫·科波菲尔》、《鲁滨逊漂流记》等等。片子还是不少的。当时文字啊配音啊都是要求我们自己去做，不像现在分工分得这么细。为什么我会兼这么多的工种呢？因为那时候工作多的是。只要你想干就有，你就去干吧。所以我的兼职特别多。正常的兼职是四项。四个专业是我的日常工作。

　　《新周刊》：作为中国电视片的开拓者之一，你认为80年代有没有留下什么沿用至今的规则或是规范？

　　陈铎：要是拿电视纪录片来说，我并不是开拓者，我正式开始参与的就是《丝绸之路》。那次我主要是从解说的角度介入的。但是在音响方面，比如一个镜头中的驼铃声呀，还有骆驼走沙子时的声音，编导还不是很懂得怎么做。我就帮助他们一起制作音响方面的一些内容，来达到音画的统一。当时我纪录片看过不少，专题我也喜欢，广播里也有很多我的保留节目，这些在艺术上都有共通之处，因此我就在一些地方注意得很细。《丝绸之路》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的专题片。我思考和注意到一些问题。比如在制作《丝绸之路》时，我认为专题片的解说 “不能纯客观地去讲事物”，因为有很多内容，我们和观众应该是有着一个相同的视角、情感和立场的。我们不能教条也不应该当教师爷。否则观众是不会喜欢收看这个节目的。电视的确是具有宣传和教育的功能，但是这个功能能不能够发挥并且真正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跟我们的制作和叙述方式的确是有关系。这就是我所说的立场和位置。我必须考虑到观众的需要、观众的情感和内容的需要。所以我在解说《丝绸之路》的时候，谈了很多个人的看法。同时这也是《丝绸之路》编导会找我解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周刊》：20年后再说长江，关于长江，关于拍摄和制作节目的过程，最让你感慨和吃惊的变化是什么？

　　陈铎：这次的制作水平堪称世界一流，我们国人用当今最先进的数字视频设备记录了这20年当中变迁的中国。

　　当年《话说长江》播出，万人空巷，一度收视率达到40%；虽说这次《再说长江》播出，收视率甚至都超过了不少的当红电视剧，但在我看来，无论如何，《再说长江》也无法超越当年的《话说长江》，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制高点。

　　这一次的拍摄，我觉得漏掉了一些东西，比如启东市，那是入海口，就是一个门啊，应该有很多可做的东西。比如说三峡的变化、小三峡的变化呀，这都是很重要的内容啊。这么大的东西竟然会漏掉。也许是由于篇幅限制，这些都在《再说长江》中无法提及，应该说遗憾颇多。不过，听说节目组又专程去拍摄了武当山的道场。

　　我认为，长江的变化再小也应该说，但这个武当山的道场，再怎么变化，哪怕它已经有了五千年历史，点一笔也就足够了。我们作为国家电视台，唱主旋律的，真是要紧紧把握住主要的东西。这是关于内容选择上的，我想到的一些，可能有我自己视角的偏窄问题。

　　再就是艺术处理。在解说方法上，我认为是不冷不热、不甜不咸、不酸不苦、不温不火的，这种解说可以要，是一种风格，看什么内容。你比如说，《唐山地震二十年记》是我解说的，我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比较客观，不要渲染。要渲染感情，就会悲悲切切、痛不欲生。20年后我再掉到那个场景中去讲，还能给人前进的力量吗？只能倒下去算了。至于《再说长江》，起码长江是母亲河，我们热爱长江，歌颂长江，应该是旗帜鲜明、爱憎分明地来歌颂长江。

　　《新周刊》：听说参与《再说长江》的节目，你有句解说词是——请他们来再说长江，听说这句话背后是有故事的是吗？

　　陈铎：《再说长江》节目组要我突击到三峡和上海拍了一个片断。他们给我写的解说词大意是：20年过去了，年轻的一辈起来了，我很欣慰。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句话是我自己加的)，让他们来再说长江。

　　我觉得这个“让”用得不好，怎么说语气都别扭。我和虹云是真诚地希望年轻人来，因此我改成“请他们来再说长江”。我和我的一些没有参加制作的老战友都有这个感觉，这是自然规律，我们很兴高采烈地迎接后浪推前浪，我们希望他们做得更好。

　　《新周刊》：你那一代的电视人相对来说，有那个时代的印记，比如认真、严谨，但网络时代的今天，调侃、恶搞成了一种趋势，你对今天的这种娱乐方式能认同吗？

　　陈铎：中国电视发展到现在这一步不容易，我希望我们健康地、有序地、突出主流地发展。我们要把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这个导向其实不仅仅是指政治导向，还有技术要有一定的指标，经济上、文化上，包括生活上，这个导向很重要。还有竞赛之类的，比如超女，小姑娘都很可爱，所以我不可能对她们有任何偏见。但是要考虑一个效果，比如说这会让年轻孩子们以为，这多好啊，还上什么学啊，练歌去吧，天天跑到KTV去。穿着打扮也是，生活导向决不能忽视。我们要紧紧地抓住健康的导向。同样一个东西有可能张三是这么看，李四是这么吸收，所以更要严格、兢兢业业，可能有的时候要胆小如鼠地对待才对。我以荀子的一段话，作为我自己的借鉴，对待观众和工作，要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我们是世界电视大国啊，电视大国就要做出电视大国的榜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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