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选片人PK 中国代理商

　　◎文/本报记者 张卓 曲慧

　　◎ASAKO：

　　山形电影节的国际选片人。

　　由小川绅介发起的山形电影节一向是中国纪录片亮相的主要阵地。著名导演贾樟柯说：“山行纪录片电影节已经是中国纪录片电影获得重要奖项的地方。”

　　ASAKO 女士从1993年开始做山形电影节选片人，从事先锋电影的文化交流、引进等工作。同样，1993年起，她就开始关注中国纪录片，也是很多中国纪录片导演的朋友。

　　这不是在同一时间地点上的对话，而是记者兵分两路进行的采访。

　　后来我们惊讶地发现，即使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她们对中国纪录片的思索角度竟然有很多交集。

　　问题是一样的，答案是不同的；放大了这个城市的眼睛，说出了一些我们无法面对的现实。

　　说说北京的纪录片，

　　哪些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ASAKO：近年来给我印象最深的影片是拍摄沈阳的《铁西区》，导演是王斌和莫言。如果说关于北京的，那么就是张元的《广场》和《疯狂英语》也让我很感动。还有杨丽娜的《老头》——一个关于老北京的老邻里坐在人行道上晒太阳的故事。

　　◎郑琼： 几乎没有。北京的纪录片虽然有，但是相对国外还是太少。来来去去就那么几部，我生活在这个城市我会更关心鲜活的，我们身边人的故事。

　　什么题材的纪录片

　　更容易走向世界？

　　◎ASAKO：不同的国际电影节有不同的选片倾向。譬如山形和荷兰的IDFA电影节就有很大不同。

　　我喜欢那种导演的拍摄动机特别强烈的纪录片。重要的不是影片本身传递的信息，而是拍摄影片的想法是如何形成的。我也喜欢看一些由当地人制作的，特别有当地色彩的影片。因为它们能呈现出外人短期内所看不到的景象和深度。

　　最近有许多欧洲的纪录片都是关于离欧洲很遥远的地方。他们喜欢去另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进行拍摄(譬如中国)。最受欢迎的拍摄题材是历史，当今世界的社会问题(如武力冲突)等等。中国有很多纪录片，但大部分都是关于个人的故事。

　　◎郑琼： 外国人会关注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我以前不喜欢余秋雨的文章，最近他的几篇文章我倒是很喜欢，他说，不要把民族的价值观凌驾在人类的价值观之上。胡同已经是伪民族的了，他不是日常生活的北京的一部分。

　　很多人觉得外国人看我们是猎奇的，但实际上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因为你是中国，而是处在变革下的一群人，并不是“北京”这个名字，我们很自恋。

　　◎郑琼

　　她有一个公司叫“零频道”，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专业纪录片代理商，也是京城规模较大从事纪录片的机构。因为对纪录片现状的种种不满，今年，她成立了“纪录片导演训练营”，已经开办三期，规模并不大，但可以请到贾樟柯、段锦川这样的业界牛人。

　　如果让你拍摄北京，

　　你会拍什么呢？

　　◎ASAKO：如果要我拍摄，我会选择用镜头记录下北京冬天的阳光，还有工地带来的噪音和污染。我想2008年后人们会渐渐遗忘这段“建设期”。我喜欢北京的市场和饭馆里的气氛，还喜欢公车售票员，我喜欢他们的声音。我觉得北京是灰色的。因为我只感受过北京的冬天。

　　◎郑琼： 身边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拍的。比如北京很大，一天出门只能做一件事情；大都市交通不便，买东西常要堵车，但我们却要驱赶街边的小商小贩……这个城市存在很多悖论的东西，我们不需要指责什么，只需要发现，然后展示给别人，观众会思考。

　　拍熟悉的，能表达清楚的，有些思考的。城市元素不是最重要的，好的纪录片都是个人的。你把你感受到的表达出来，我把我的表达出来，放到一起就是个相对完整的北京了。

　　给中国纪录片“把把脉”？

　　◎ASAKO：现在很多导演的更多影片愿意关注中国农村、农民和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这很好。

　　但是我认为，中国和外国纪录片最大的差距是技术上的。 我建议中国的纪录片导演要学会如何剪辑片子，然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对影像和技术的处理上。

　　◎郑琼： 国外导演的作品会聚焦在精神层面，而我们是物质层面，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总是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的样子，缺乏精神力量。

　　我承认大家都集体抑郁，但肯定有一小撮人在挣扎着追求光明。 中国导演可能看到一个厕所，就把他拍下来告诉人家有多臭多脏多乱，这不是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