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简介

　　1923年生。原名史成汉，又名牛汀，山西省定襄县人，蒙古族。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写诗，近20年同时写散文。曾任《新文学史料》主编、《中国》执行副主编。

　　本刊记者李宗陶 实习记者王媛 发自北京

　　86岁的牛汉脸上，刻满岁月的刀痕。与他同时代的人，谁脸上不是如此？

　　几十年沉沉光阴将他的身高压缩了5公分。即便如此，他站起来还有1米86。

　　牛汉的祖先是铁木真的嫡系，叫忙兀特儿。兀特儿是姓氏，忙是部落名，这支部落早年在今天察哈尔、张家口一带。元朝亡后，忙兀特儿迁徙山西，改姓史。他的祖先骁勇善战，常能虏获异族美貌女子。讲到这一点，牛汉笑呵呵的。

　　他的脾气，用祖母的话说，像家乡的滹沱河。滹沱河平时不像河，除去沙土，尽是石块——潘光旦当年质疑“潮流” 时用一条河作比喻，河里有落叶、有鱼卵、有石块，河水断流之际，河床中惟一留下的，是它们。家乡的人们不敢走近滹沱河，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发大水了。发大水时，全村人都不敢出气，连狗都不敢叫了。

　　父亲史步蟾早年怀有革命热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虔诚地种地。他嘱咐儿子：“还是好好念书吧。”牛汉对美的寻求，也是在父亲的启发下开始的。父亲的笙、箫、笛，以及那些古老的元曲谱本，让他敏感于美妙的声音。父亲在油灯下朗读诗歌的样子，他满满两架子的书，让徐志摩、郭沫若、朱自清、周作人、鲁迅，以及《新青年》、《语丝》、《译文》等等，陆续走进他的视野。

　　抗战流亡，牛汉跟父亲到了甘肃天水。在那里，他学画，他晚年画的诗人穆旦、聂鲁达、普希金、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真是有趣。他接触了更多诗歌，两本口袋诗集——田间的《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位们》和胡风的《野花与箭》，是他随身必带的。“我喜欢田间的激情，像一把火。胡风的诗很有湖畔诗的味道，没有口号，写得宁静、凄切，有大革命前后青年的愤懑悲伤，但当时我还不十分理解。”

　　牛汉的三舅牛佩琮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周刊》主编，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牛汉崇拜三舅。他的逻辑是：三舅那么好，他是共产党，我就跟定了共产党。他在三人小组里入了党，但负责人回了延安，“没有人管我们了”。

　　第一次考验很快来到。高中毕业时，校长宣布文理两个班七八十人必须集体参加国民党，否则不发毕业证书。“我不干，宁可不要这个毕业证书。那时候进(共产)党比较困难，我通过特别困难。所以心里是很纯洁、很坚定不移的，怎么能够背叛自己的理想，背叛对党的誓言呢？那我还是个人吗？”他和同学郗潭封逃跑了。一年后，牛汉考上西北大学外语系，向教育厅要回了高中毕业证书。

　　心向圣地延安，盼望抛头颅洒热血去抗日。愿望暂时不能实现，牛汉只好抛头颅洒热血一般地去写诗。天天写，白天写到晚上，晚上写到黎明。1946年7月，他跟党组织接上头，重新宣誓入党。那一段生活，动荡、绚丽、澎湃、神秘。

　　1948年，牛汉把长诗《采色的生活》(采色即彩色)通过朋友寄给胡风，从此开始通信。胡风的回信有20封，现存16封。

　　1955年5月初，最高领导人在审阅舒芜交出并整理的胡风信件后，指示有关部门成立“胡风反党集团”专案小组。根据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复查报告披露：这场清查斗争共触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 62人，停职反省73人；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骨干分子23人。1955年5月1 4日，牛汉第一个被捕。两天后胡风被捕。因为牛汉的性格和曾流露与胡风等人不同的观点，“上面”想从他这里打开缺口，让他好好揭发。

　　被拘留一周后，牛汉收拾好行李，对看守说：“一个星期了，我要依法离开这里，再见！”一番搏斗之后，上级出马，牛汉返回囚室。

　　经过两年的隔离审查，1957年5月牛汉被通知“可以回家了”。派出所每周来人，听取汇报。1958年2月，他被正式开除党籍，回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降级使用，仍当编辑。

　　“这人没法改造了，上面肯定这么看。我就这个脾气。我就当编辑，编好书写好字就行了，比当皇帝都强，呵呵。” 牛汉说，亏得人文社领导王任叔(巴人)多有相帮。

　　1965年冬，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牛汉见到了10年未见的胡风。发言时，他照着稿子念，念着念着激动起来。 “我说胡风问题不是反党反革命，是文艺思想问题。‘停止发言，下去！’把我赶下去了。别人讲牛汉你真是头脑简单，那种场合你怎么能替胡风辩护呢？我不是感情冲动，人活着就应该是这样的。不同看法嘛，正常的嘛。”

　　他后来的日子，被切割为两年的劳动改造，半年的“四清”工作队，5年半的五七干校……在咸宁干校，他迎来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并养了一只狗叫小白。“我跟它那种同属生物的情谊，真可以说是胜过了人。”回头一看，寓言一样。

　　1979年9月，牛汉获平反并恢复党籍。他说，25年里，他始终没认过错，也没出卖过任何人。胡风去世前说， “牛汉是个可依赖的人。”别人则叫他“倔强的诗人”、“一个被诗神看中的诚实的孩子”。

　　1980年春，他在北京又见到胡风，“他真正衰老了，很深沉。别人跟他讲这讲那，他只说几个字，但词意准确而有分量。”

　　现在，牛汉住在让前来拜会的台湾诗人痖弦略微吃惊的简朴公寓里，跟阳台上那些小小的绿色植物“相依为命”。偶尔出门，舍不得打车，坐公交和地铁。他的诗作，跟余光中、洛夫的诗歌一道，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悄悄取代了贺敬之的《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以及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

　　这个唇齿间已有些漏风的老人慢慢地讲啊讲，讲出“受组织信任者”这样的概念，给出“中国的大人物都比较复杂” 这样的判断……

　　 “胡风分子”后来各走各的路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胡风的30万言上书？

　　牛汉：我没参与。但我一直不同意“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否定人性的。应该像鲁迅他们说的，为人民、为人类和人类的精神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这个提法，42年从《新华日报》第一次看到，我就不同意。50年我做成仿吾的秘书，跟他谈这个问题，他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他是创造社的骨干、长征干部啊，当时就不赞成。所以后来政治上，怎么说呢，一直压着他，抬不起头。

　　胡风53年回了北京，没有正式安排工作，没有安身立命。我想他有过巨大的苦恼，在我心里他有一种思考人生和文学的本能，不管处在什么条件下。他肯定是经过思考，才写30万言书向上反映的。

　　人物周刊：他们把您归入“七月派”。

　　牛汉：“七月派”里也很复杂，人好多，我不是最早的。《七月》37年从上海移到武汉，到重庆改成月刊。我和胡风是解放后(1950年)才见面的，我只是他的追随者，觉得《七月》这个刊物办得好，包括后来的《希望》，都不错。几个作者：路翎、曾卓，人都很好；阿垅是特别好，虽然有偏激的一面，但他正直率真、决不背叛，真的是个人！他跟胡风关系其实不是那么紧密，也不是绝对地认可胡风所有的观点，他跟胡风辩论我看见过。(上述3人都是“胡风分子”，其中阿垅1 967年因骨髓炎在天津的监狱里去世。)

　　所谓的“胡风集团”也比较复杂，后来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有的人当官了，就不敢讲真话了，这种人见了面我根本不理他，手都不握——这是我的脾气，毫不含糊。这种人还写什么诗！王元化后来跟我说，人的变化真是令人吃惊、不可想象，当初是那样诚恳而且有个性的人，唉……有的政治上“进步”了，就“超越”别人了。

　　人物周刊：给您平反时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

　　牛汉：但是对我们好像还是有点隔离的意思，后来慢慢地、一点一点在改。第一批就4个人：我、曾卓、王元化、刘雪苇。后来胡风去世(1985年6月8日)以后，遗体在医院里冷冻了七八个月，为什么？就因为大家不认同上面的批示，对他的历史问题没有彻底平反，怎能让逝者归安？就是“胡风集团”也受影响。后来也慢慢改了。现在说起来很简单，一句话就过去了，实际上我们当时真叫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