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远征军历程

　　“不知道有多少年代，也不知道这里边是葬了谁？为的是这沉静的坟前，只有一块无字的墓碑。……这墓碑正和坟旁的白杨一样，是凄冷的受着雨打风吹。他，一定是生之苦痛的斗士，不信，你看那白杨还正两泪双垂……”这首《无字的墓碑》，是1945年《腾越日报》发表的一首小诗。无字的墓碑下，是“二战”期间长眠于此的中国远征军那些不屈的英灵。

　　口述◎尤广才   主笔◎李菁

　　尤广才，正是数士万中国远征军里最普通的一员。当年他躲过了枪林弹雨，从残酷的战场上幸运归来，却又身不由己被裹挟进大时代，身世浮沉、颠沛流离。无论在多艰苦的岁月里，这位倔强的山东汉子坚信自己做了一件“最光荣的事”。也许正是这个信念，支撑他走过那些艰难屈辱的日子，而他在晚年所迸发出的顽强的生命力，更让人感佩不已。90岁的尤广才现在每天要看一份英文《中国日报》，更多时间，则是在那一沓厚厚的稿纸上用钢笔一笔一划、认认真真地写着他所经历的战争以及他理解的“二战”的文稿，那些也许永远发表不了的文字，是他对自己、也是对一段历史最深刻的纪念。

　　飞越驼峰

　　1944年4月的某一天，我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马上飞赴缅甸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当时，我在54军50师师部任特务连连长，54军军长是黄维，下辖第14师、第50师和第198师3个师，其中第14师和第50师被调到缅甸战场，能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深感自豪。

　　算起来，我们是中国派出的第二批远征军。1942年春，日军进攻缅甸后，中国派遣5军、6军和66军3个军约10万部队，组成“中国远征军”，但是由于中方和美方指挥混乱，远征军遭受重大挫折，共损失5万人，其中多半是在撤退途中死于饥饿和伤寒病疫。远征失败后，廖耀湘率领的新22师、孙立人率领的新38师退到印度，重新整编为“中国驻印军”，国内番号为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史迪威任总指挥，在著名的印度兰姆伽基地受训。1943年，史迪威发誓要卷土重来，重新打回缅甸，中国政府先是从国内调来胡素率领的新30师，之后又将原54军所辖第14师、第50师调入印缅战场，以增强反攻力量，代号“X部队”，从缅北向中国方向进攻；又在云南组建了中国远征军，由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官，代号“Y部队”，从滇西渡怒江进攻腾冲、松山、龙陵，向中缅边境推进。我们接到出发命令时，并不觉得突然。当时，军队里经常向我们讲缅甸战场的形势，我们早就做好随时被派往前线的准备。而在云南的祥云机场一带，美军一个军官训练团专门训练50师排长、连长学习热带丛林战术和使用新式武器，比如“60炮”、“30步枪”和冲锋枪。我也参加了这些训练，回来后再教给士兵。丛林里10米之外就看不见人，所以冲锋枪很适合近距离作战。我们还学习怎么用专门打坦克用的战防枪和火箭筒，这些武器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所以感觉特别新鲜。中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还来检阅过我们，他戴个帽子、留个小胡子的形象让我记忆深刻。当年我们飞越的正是那条著名的“驼峰”航线。这条航线从昆明到印度东北加兰邦的汀江机场，全长840公里，要经过喜马拉雅山东段群峰，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峰背，故美军称之为驼峰(The Hump)。“驼峰”航线高度在6000米到6500米之间，空气稀薄，受气流影响变化大，很多飞机因此坠到山谷里，机毁人亡。“驼峰”又是日军空军和高炮控制区，又被称为“死亡航线”。通过“驼峰”航线，中国向印度运送境外对日作战的远征军士兵，再从印度运回汽油、器械等战争物资。在1941年到1945年之间，援助中国的物资81%是通过“驼峰”空运，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长官阿诺德将军(General Henry Arnold)曾说，在驼峰航线中，飞机的损失率超过轰炸德国时的飞机损失率，“驼峰”航线堪称“二战”最伟大的空运行动之一。

　　当时运送中国士兵的是美国C46、C47运输机，C46能装22人，我坐的C47可容纳40多人。C47是投入“驼峰”航线飞行最早的运输机，登机前，我们还接受了短期跳伞训练，但那时候好像我们对此并不重视，只知道飞机迫降的时候，跳下去，躲命就行了。

　　我坐的这架飞机是一位美国飞行员驾驶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好奇多于紧张。飞机越爬越高的时候，最大的感觉就是冷，冷得我直打哆嗦，听说有的身体虚弱的中国兵，在飞机上就已经瘫下去了；然后感觉呼吸困难，两个耳朵也被震得受不得了，直到下飞机时也没缓过来。

　　那时的感觉，就是现在所说的“踌躇满志”吧。我记得到了营地驻扎好以后，还填了一首词：

　　《念奴娇·飞越驼峰》

　　穿越云海，战心切，大军远征印缅。

　　驼峰横亘，听说是，海拔万仞险关。

　　敌炮轰隆，高寒抖颤，胸中烈火燃。

　　遥想当年英武，觅敌求歼，敢骑虎登山。

　　万里擒贼囊物探，国威军威赫显。

　　战地神游，激情油然，重现当年。

　　疾风劲草，无愧吾生人间。

　　投笔从戎

　　我的老家在山东峄县，离台儿庄约60里。1938年春天，日本人已经打到山东一带，台儿庄会战开始，村里的大部分青年开始逃离家乡，我也告别老母亲，带着我全部财产——6块“袁大头”，独自一人开始逃难，那一年我只有19岁。

　　在逃难的路上，我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这也激起了我要参军报国的决心。可是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并没有阻止日军进攻。我记得接近徐州的时候，看到天空中高悬着两个灰色的大气球，下面吊着一个篮子，有日本士兵坐在里面侦察周围环境以让炮兵射击。越往徐州走，枪声越密。

　　不久，前方传来徐州陷落的消息，我又夹在从徐州撤下来的军队里往南逃。那时候白天不敢走，都是夜里撤退的。走到颍上、潢川一带时，鞋子磨得稀烂，早就身无分文，每到一个地方，靠当地老百姓接济一口，才能有点力气继续逃难。

　　一直逃到安徽凤阳一带，才脱离了日本人的包围，中国军队又慢慢恢复了秩序。在潢川，有一个专门招收流亡青年参加部队的组织。招生要求是有初中水平，考试科目有地理、历史和数学。我出身贫寒，勉强读完小学后，在峄县图书馆找了份见习生的差事。我在图书馆时拼命学习，看了很多书。多亏这段经历，发榜时我看到40多人的名单里我还排在前几名。

　　我们这一批考取的学员从信阳坐火车到武汉，被编入“战时工作干部训练一团”，简称“战干团”。战干团以知识青年和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为主，第一期还有女生。因为规定有初中毕业文化水平即可录取，因此，考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大学生、留学生也有初中毕业生。第一期开设了一个“留日学生训练班”，100多名回国参战的留日学生在这个班受训。

　　蒋介石对这个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战干团也很重视，他亲任团长，副团长和教育长分别是陈诚和桂永清。战干团的入伍训练很严格，除了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兵器、地形、筑城、谍报、游击战术这些军事课程外，对政治宣传也很重视。蒋介石还亲自给我们训过话，我记得他特别喜欢引用中国的古训。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官员也曾给我们讲过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