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人没病就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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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晓阳 穿越火线的阳光(2级标题)

　　我是在替我的亲人，以及那些关怀我、关心我的人，还有新华社、国家、社会来看管和保管、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引言)

　　文/宋文华

　　聂晓阳的办公室，位于北京一个繁

　　华的商业大厦之上。下面是熙来

　　攘往的购物者，上面就是他安静的办公室。这样的情景正应了那句话：一步跨越繁华与宁静。同时，也让我想起了一句古语：大隐隐于市。当然，聂晓阳并不是什么隐者，他是一个从战场凯旋归来的“无冕之王”。

　　壮士的别离

　　2002年，当以巴冲突最激烈的时候，聂晓阳作为第一批赶到现场的外国记者之一冲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当巴格达枪声再起，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又按捺不住激动了。当新华社总社的征询电话打来，聂晓阳要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一个小时，他没有在那里患得患失，权衡利弊，而是很理智地打电话争取妻子、母亲的支持。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可以一直被幸运女神眷顾。对于聂晓阳而言，耶路撒冷的平安已经是很侥幸了，这次的巴格达之行，让所有关心他的人心头仿佛又被什么东西揪紧了。临行前，聂晓阳的很多朋友从遥远的地方赶来为他送行。当时的那种气氛，让人感到，就好像诀别一般。就连聂晓阳自己都感觉“我自己不知道我去了以后，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回来，我也不知道。”

　　可即便如此，聂晓阳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那片不安宁的土地……

　　不安的心遭遇不变的食谱

　　初到巴格达，为了安全考虑，朋友们都告诫聂晓阳前三天不要出门，先熟悉一下环境，制定一些所谓的安全措施以后再出去。但是，不安分的聂晓阳一心想做出好新闻来，怎么听得进去朋友的劝说。到了巴格达的第一天，他就出了五趟门。因为到了巴格达以后，聂晓阳发现环境比他想的还要恶劣，而且工作的条件非常地差。那时在巴格达没有手机，固定电话全部中断，他们只有依靠海事卫星发稿和外界联系。而且那里没有Internet，也就意味着不能上网。如果要上网就必须通过无线上网，只有安装卫星。所以，聂晓阳到的第一天，再稍事休息以后，他就出门去联系安装因特网的事情。在他看来，这是关乎工作的大事、要事，也是他了解巴格达的第一个途径。

　　当工作在进行之中的时候，另一个让他曾经担心的问题——吃饭问题出现了。聂晓阳在去伊拉克之前，最担心的两个问题就是安全和吃饭。“在那儿吃饭怎么样？工作忙的时候，能不能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和顺利工作。”在那种危乱的情况下，不可能有自己的

　　活着，维护生命最底线的尊严

　　聂晓阳在去巴格达之前，疼爱他的祖父曾经告诉他三句话：“第一要注意安全；第二要注意安全；第三，一定要注意安全。”祖父要聂晓阳给他保证。

　　安全，完整地保存自己成了他最重要的任务。厚重的防弹背心、高薪聘请来的保镖，降低一切可能的不安全隐患。

　　“这个城市，后来我形容它是‘阳光下的鬼城’，就是阳光非常灿烂，但是阳光灿烂，更加显示出这个城市死亡般的寂静，大街上从来没有人，到处都是垃圾没有人整理，十字路口没有红灯没有绿灯，交通灯都关了。你知道这个城市里面有十几万人，但是你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在伊拉克，聂晓阳每天面对最多的就是受伤、死亡。死亡不仅仅是个数字，跟他们无关的人，却死在他们身边。虽然已经远离那里这么久了，但是当聂晓阳谈到这里的时候，眼神中还是透出一丝哀伤，他说：“在那里，有一个母亲，早上，她送走她的5个孩子。晚上，她不知道，谁还能回来，谁回不来。没有任何把握。”

　　像聂晓阳这个年龄的人，恐怕很少有人像他这样见过这么多的死亡。“如果你每天都面对死亡的威胁，你每天都有一种随时被瞄准的感觉，你每天目睹很多死亡，你每天在你稿子中，接触的都是在早上一个鲜活的生命，到了傍晚或者到了中午，就变成了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冰冷的身体。这个时候，一方面，你感到生命特别的脆弱，从来没有感到生命这么的脆弱。另外一个方面，你的生命意识会非常的强烈。”巴格达的经历，让聂晓阳学会了尊重生命，学会了珍视生命。“我觉得我们几个在巴格达待过的人，都特别明显地具有非常突出的这种生命的意识”。

　　“大年三十我们躺在床上，外边的枪声像鞭炮一样密集。我的生命不属于自己，我的生命首先是父母给的，其次我对很多人负有责任，比如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另外我的生命也是属于国家的，国家培养了我，我现在在为国家而工作。实际上来讲我是在替我的亲人，以及那些关怀我、关心我的人，还有新华社、国家、社会来看管和保管、保护我自己的身体。所以在那边我们生命的意识非常强烈。在巴格达工作过的人对一草一木都非常关心，因为什么？那是一个生命。”

　　现在的，留给未来的

　　其实，聂晓阳这样的挑战自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99年夏天，他乘坐“雪龙”号破冰船参加了首次中国国家北极考察，到北极进行了75天的考察。

　　可能是没有了巴格达那样的枪林弹雨威胁，在聂晓阳的眼里，那次科考不亚于一次极地旅行。考察船上24小时的热水、暖气，还有游泳、打球、钓鱼这些运动休闲，让科考多了几分闲适与惬意。最让他高兴的是在极地看太阳，他说那里的太阳是有不同颜色的，很神奇。但是，那毕竟不是旅行，而且不是在普通的陆地。所以，对人还是有考验的。尤其是心理的考验，茫茫大海，不可预知的危险，都是对人心理素质的极大考验。人是感性动物，刚入海的时候，第一周会感觉新鲜。当新鲜过期，第二周就是平静。平静会孕育着不安的爆发，第三周这种烦躁就可能会爆发出来。所以，适时地调节自己的心理，控制自己及心情就成为这期间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回国之后的聂晓阳，远离了炮火与死亡，他现在可以陪在妻子和儿子的身边了。也许是看过了太多的死亡，让他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和平与幸福，连他的电脑桌面都是家人幸福的笑容。

　　虽然没有了战争时期的焦虑，和平的环境慢慢地平复了他的不安。但是，他并没有忘却那段记忆，写书，继续关注伊拉克局势，他的目光仍旧没有离开那里。他希望人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那些曾经的悲哀。珍惜我们手里现在拥有的！(聂晓阳 新华社巴格达分社负责人，陕西西安人。1993年本科毕业于西北大学，1996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同年入新华社。曾在耶路撒冷工作两年。作为新华社记者曾经乘坐“雪龙”号破冰船参加首次中国国家北极考察队，参加过多次重大事件的报道，足迹遍中国。主要著作有：《北极首航纪实》、《保卫21世纪——关注自然与人的笔记》、《在耶路撒冷的日子里》、《威利士流泪——亲历战后伊拉克》等。)

　　张见悦 没病就是健康(2级标题)

　　人们把IT读做“挨踢”或“爱踢”。张见悦是一位资深IT记者。他是亚洲第一个到达海啸停尸场的记者，为跑IT的记者争了口气！(引言)

　　文/高佳妮

　　记者大多有肠胃病，我的胃就不好”，张见悦开门见山的地说，“因为生活不规律，长期饮食失常，做记者五年以上的人基本患有程度不同的颈椎病和肩周炎，特别是胃病。

　　年轻的《京华时报》社经济新闻部副主任张见悦，对于健康的理解就是“没病就是健康”。他认为自己处在亚健康状态。现在正用加强运动和增加睡眠的方式来改善。

　　记者因为职业习惯，身体有疾病，常常还会因为采访事件而留下心理的创伤，需要长时间恢复。

　　张见悦采访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是去印度洋海啸现场，时任IT记者的他，本不用奔赴灾难现场进行报道，但他认为，当重大事件发生时，记者有义务出现在现场，所以他义无返顾地申请去海啸现场，希望用他的行动为跑IT的记者争口气！

　　海啸后遗症

　　面对灾难，记者需要在报道之前进行深入的了解调查。对于一个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记者，调查报道期间，心灵共同经历灾难一样的痛苦。

　　2004年，年轻美丽的女作家张纯如因为长期接触历史灾难和屠杀，心理痛苦不堪最终陷入了严重的忧郁症，在自家车里开枪自杀。“灾难我只报道过一次，就不想再次回忆起来，而长年报道时事新闻的记者，经常与灾难接触，那得怎样的心才能接受。”

　　这是去年12月，他和他的同事、《京华时报》的摄影记者刘军亲赴海啸现场采访的后遗症。这两个勇敢的家伙连防护服都没带，就闯入了惨不忍睹的海啸停尸场。

　　勇气和勇敢是一个优秀记者的必备素质，冲在最前面，永远争取在第一时间到达事发现场，甚至要早于警察到达。张见悦说：“做记者这一行，心里承受能力必须要强，否则就别做记者。”

　　张见悦说，这是记者生涯以来最有意义、也是最痛苦的事情。谈起那场灾难，他有些轻描淡写，甚至试图在掩饰着什么。

　　“当地一直30多度的高温，那些尸体在海水里已经浸泡了一个多星期，膨胀得像气球，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恶臭，到了跟前……”。

　　“我们带着5层口罩，还是难以抵挡浸泡了一周的腐尸的恶臭，又将酒精棉球塞在鼻孔里，才能勉强呼吸”。

　　“蛆虫从尸体的眼睛、鼻孔、嘴巴里，从大大小小的伤口里，从肛门和阴道里不断地爬出来、爬得到处都是……”。

　　“那些国外专家真厉害，我真的敬重他们，在尸体堆里一干就是一天，连吃饭都在里面……他们穿着防护服，出来吃饭要换衣服，很麻烦……在尸体堆里架张桌子，支着笔记本电脑，然后就是从尸体上采集组织……吃饭的时候就把脸上的防护服掀开，划拉几口，然后继续干活……”

　　张见悦在各处停尸场和网吧之间来回折腾，发回一万多字的新闻。

　　报道灾难现场的新闻记者，往往会受到很大的心理创伤。正如这次报道灾难之后，亲历了那些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悲惨的场面，给张见悦造成了不小的心理伤害，阴影至今仍然存在。他不想再次回忆起来，用沉默结束了谈话。

　　时隔一年之后，灾难已经过去了，留给心灵的磨难和痛苦也慢慢远去，张见悦又开始了跑企业、抢新闻的职业生活。

　　记者职业病

　　张见悦是一个自我批判意识很强的人，他清楚地认识到记者职业对个人习性的影响，在肯定记者的辛苦之后，还是郑重地指出记者的某些不良职业病。这些职业病对记者人生产生很多副面作用。

　　“一是自由散漫、缺乏纪律性，很多记者不敢转行做其他职业，就是因为受不了坐班打卡等严格的制度，特别怕受约束，最终很难成大事。

　　二是自以为是，记者因为身份特殊，可以有与社会名流和各界精英对话的机会，总觉得自己认识很多国家领导人，甚至很多知名的企业家或者明星，对很多人和事都不放在眼里。

　　实际上你采访过的名人和政界要员并不一定代表你会和他们并肩而行，其实记者永远只是一个记录者，并不能与那些经过努力成功后的名人站在同一台阶上。

　　(张见悦 《京华时报》社经济新闻部副主任)

　　唐师曾 一个人的远行(2级标题)

　　除了面对战争，他的采访生涯还面对过德奎利亚尔、加利、阿齐兹、卡扎菲、穆巴拉克、萨达姆、阿拉法特、沙米尔、拉宾、佩雷斯、巴拉克、沙龙、曼德拉等世界面孔。(引言)

　　文/林源

　　谈起传媒人的健康状况，一下子就

　　想起了中国战地记者旗帜人物

　　——唐师曾。正想带着杂志社的任务去采访老唐，老唐的电话就鬼使神差地到了，让我去拿他新出版的“大书”。好朋友之间的默契感又一次显灵。

　　因为与新华社的血缘关系，认识“唐老鸭”很久了。但来往最多还是2002年至2004年，和他一起策划“新唐僧取经西行记”，并成功实施的那段难忘日子。此后，虽不常见面，也总是“唐迷”朋友圈第一批知道他动静儿的。

　　国庆节的上午，我来到什刹海老唐祖上传下来的书屋(清末民国中国北京的佛教图书馆)，如今已成为老唐的工作室。进门就看见老唐伏案在忙着，见我来访就到书房一角拿出一本“大书”，说国庆节后才上市。我忙接过来，一本沉甸甸的大画册呈现在眼前——《唐师曾，一个人的远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且不说画册印制精美，也不说老唐又生产了一个大作品，就说这个形式可够新奇特的：此画册图片部分全是老唐近年来一人驾车去印巴邻国、参与二次大战列国60年纪念远行活动的260幅摄影作品。除自序外他自创新意，邀请了200多位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捷克以及两岸三地的精英人物、百姓作文解读，首创一种跨国界、跨学科、跨宗教、跨艺术门类的综合文化“语像图书”。

　　翻开扉页，最先吸引眼球的一首诗道出了此书灵魂：

　　——

　　与时下轰轰烈烈的

　　集体旅游不同

　　唐师曾是“一个人的远行”

　　用内联升布鞋和米其林轮胎

　　重新丈量

　　一个早已陷入历史的大脚印

　　玄奘之路

　　枪林弹雨的满山蹒跚鸭步

　　沧海桑田的憔悴面容

　　睁开慈悲的中国“笑眼”

　　展示于世界同步的探索精神

　　剑拔弩张的边境枪炮不断

　　一辆车爬过帕米尔的山结

　　一个人翻越喜马拉雅山口

　　凯撒神往的浪漫远征

　　亚历山大期盼的雪线高度

　　催胯下八缸大吉普

　　挺掌中佳能相机

　　以最新式的Kodak反转

　　捕捉雨后枝上的风

　　一个人的远行

　　宁死不屈

　　——

　　说到老唐的远行，最初是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1990年独自潜入伊拉克，采访海湾战争，现场采访过德奎利亚尔、加利、阿齐兹、卡扎菲、穆巴拉克、萨达姆、阿拉法特、沙米尔、拉宾、佩雷斯、巴拉克、沙龙、曼德拉等著名领袖，拍摄万余张新闻照片，随后出版了《我从战场上归来》(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萧乾作序)。1992年阿拉曼战争50周年唐师曾又二入中东自驾车采访，从那时开始他就与大吉普结缘，独自远行14年。

　　1997年，唐师曾查出患“海湾战争综合症”、“再生障碍性贫血”，当时医生告诉他只能活4个月。可他坚强地有意义地有趣味地活到现在。这些年来，他曾最高到过珠峰大本营，最低到过死海，最热到过马来西亚热带雨林，最冷到过南极长城站与首批人文学家考察南极。最轰轰烈烈参加过海湾战争；最孤独冷清一个人开车翻越喜马拉雅“新唐僧西行取经”，将中国人民的文化与友好带给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等邻国并将印巴风情带回来。最逗乐经历是去美国继承二大爷遗产，驾车游访美国东西两岸，写作《我在美国当农民》(李肇星外长为其做序)，第一版就印刷15万册，成为2002年中国畅销书，最弱不经风时在病床上完成《我钻进金字塔》(1998)。2000年出版《重返巴格达》，正是那次，还有一个在唐师曾生命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成果”，就是儿子亚述的到来。他于2004年出版《我的第三个愿望》作为送给儿子的礼物。最让中国人骄傲的是唐师曾2005年驾大吉普访二战战场故地，采访隆美尔之子小隆美尔。在诺曼底为小布什、希拉克、普京、伊丽莎白女王等国家元首拍合影。主持CCTV《二战电影地图》，出版《我的诺曼底》(初次印刷20万本)。

　　老唐从战地记者到畅销书作家几乎每年都有力作问世。他的远行是播种子，写书出书是结果子。一个人的远行带来众多人的精神远行。

　　当问到老唐为什么总喜欢一个人远行？老唐说，他希望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用相机和文字去记录真实的所到之处。他也害怕像电视台那样拉一帮人大张旗鼓地拍摄，觉得那样会损失很多深层的、原始的东西。他不喜欢搞运动式的采访、生活，“很多事情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才会有最大的价值，甚至哪天你跟人打架，把别人脑袋打破了这样的事情，对自己来说都会比参加了某个很大的会议有意义，这会让你一辈子都记得。我所做的采访、探险也一样，别人会关心，但我还是得让它们有属于自己的意义。”

　　从没和老唐认真谈过健康问题，今借《健康大视野》给的机会发问唐老鸭。

　　《大视野》：在经历了那么多辉煌和风雨，你现在怎么看待生命、健康？

　　唐：海湾战争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带着别人没有的痛苦重新开始和平生活。联合国规定每个海湾战争受害者都可以领到相应的战争赔偿，我当时在巴格达的常住人口登记号是36725。我是唯一拒绝赔偿的中国人。我只是对伊拉克人民动了慈悲之心。

　　2003年11月严冬来临前，我开着大吉普“和平鸭”号完成“新唐僧取经”疲惫不堪地回到北京，没想到重蹈唐僧覆辙，所热爱的工作与家庭同时要崩盘……当时气急之下，海湾战争落下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加上“重度抑郁”使我蓬头垢面，就像火山爆发失去家园的大猩猩，精神抑郁让情绪激烈，《世界博览》的任幼强编辑不得不把我送到北大医院。CCTV的哥们儿海啸、小崔担心我暴躁盛怒之下出什么事，赶忙星夜伙同实话实说剧组王师傅把我押往云南云大医院。

　　受过德国栽培的徐医生说，大凡生活紧张的、工作玩命又良知犹存的好人，很容易形成各种疾病。陪我住院的小崔也说抑郁症患者都是天才，像打碎自己脑壳的海明威和川端康城等。后经医生治疗和我读书有所感悟有所平和。丘吉尔的经验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失去一些热爱的东西，可即使输得一无所有，也能在另一时空上重新开始——诺曼底登陆。一旦你把手指松开，你才能拥有一切。

　　《大视野》：听说“再生障碍性贫血、重度抑郁症”让你选择离群索居？你认为怎么应对生活压力？你的健康格言是什么？

　　唐：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各种压力。多年来不断地远行、摄影、写作使我无暇顾及其他，其间也同普通人一样遭遇可能遭遇的，天灾人祸，贫病交加、债台高筑、妻离子散，至今难见我儿亚述。我的身体和大脑都很累，因为走了很远的路，承蒙神的保佑、祖宗福荫、品评有相助，加上我走火入魔、不弃不离，得以完成《我的诺曼底》和语像图书《唐师曾，一个人的远行》。

　　如果说健康格言，我的就是：活一天算一天，干一天赚一天。

　　生命是一场奇迹。健康人每次射精喷出5-10亿颗精子，但只有一颗冲破重重黑暗，变成生命。上学、工作、登山、下海、动乱、战争、分房、婚变、生病、失业……小蝌蚪勇往直前，宁死不屈。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都同样重要，谁都不该没事找死，谁都应该顽强地活着，因为每个人出生前已经是几亿分之一。

　　我认为远行和写作能使我的病况有所改善。回想2003年秋冬，我一个人驾大吉普从北京出发，经西安、乌鲁木齐、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什库尔干、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一路而下。喀喇昆仑、兴都库什、喜马拉雅三座大山在我脚下交汇，温暖浩瀚的印度洋给风挡蒙上一层水翳，世上最大的欧亚大陆闪到车后，我正穿越全球降雨最多的水火之地。眼前的盘山路时断时续，随时滚落的巨石比我的汽车还大。耶路撒冷的上帝之手依然眷顾我，大吉普从一张地图爬上另一张地图，横穿印度、尼泊尔，由珠峰与希夏邦马峰间的山口开回中国。我一个人开了三万多公里，一辆车翻过喜马拉雅山，在地形气候最严酷，人口最多，民族、宗教最复杂,政治制度迥异的两个大国间冲开一个缺口。在我之前几十年，没人独自开车走过这条绝路。

　　《大视野》：你怎么理解“活着”这个词的？特别是经历了这场伟大的西行，借以佛家慧眼揭示“地、水、火、风“的原始结构，用大众接受的方式展示”世界是平的“之后？

　　唐：健康的终极标准是精神。我对工作的要求是：我喜欢、我擅长、我以此为生。

　　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唐师曾 前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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