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颍上县法院承认原告交纳诉讼费

　　法院立案9年不开庭

　　1996年，八里河景区就开始对外开放，仿建的北京北海白塔就伫立在靳亚章所承包鱼塘的斜对面。

　　靳亚章理解当地政府，但他更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如果政

府能通过开发旅游带动全县老百姓致富，我举双手赞成。但政府不能无视法律，损害群众利益。”

　　从1997年颍上县法院正式立案后，靳亚章仍然在不停地奔波，因为法院仅传原告被告一次，诉讼状进入法院后就没了消息。

　　为了推动案件审理，靳亚章几乎每月都到颍上县法院询问情况，但一次次失望而归。此后，他又开始了上访路。2001年1月，安徽省信访局将靳亚章的上访申诉材料转交阜阳信访办处理，同年2月5日，颍上县做出处理决定，将材料批至该县司法局处理。

　　案件后来就被束之高阁了。《安徽市场报》记者获悉了靳亚章的遭遇，于2000年作了题为《一起合同纠纷案拖了六年无说法》的报道，但这次的舆论监督在颍上县法院面前失去效力。

　　2003年2月19日，在连续到阜阳市中级法院信访后，阜阳市中级法院做出批示，要求颍上县法院必须依法办理。但靳亚章没有等到颍上县法院开庭审理的通知。

　　2005年11月8日，恰是11年前鱼塘被毁的同一天，阜阳中院副院长高仁保再次批示颍上法院对此案未审的原因进行查报，但颍上法院是否查报，靳亚章无从得知。随后，阜阳市电视台记者采访了此事。通过录制的节目，《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看到，当时阜阳电视台的记者被颍上县法院拒之门外，无法采访到法院不予开庭审理的原因。2006年3月9日，当地媒体《新安晚报》记者采访颍上县法院经济庭庭长赵景龙时，赵承认“靳亚章交了部分诉讼费”，但“没有接到此案案卷”。

　　上级部门和媒体的重视并没有挖掘出靳亚章合同纠纷9年未开庭的真正原因，颍上县法院仍然没有此案开庭的迹象。

　　2006年10月18日，《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来到颍上县法院采访。该院称院长、副院长不是出差就是开会，经济庭庭长赵景龙休假。

　　在采访过程中，一直帮助靳亚章申诉的一热心人告诉记者，10月初，他曾将靳亚章的详细材料寄至阜阳市中级法院纪检组，对方表示要立案侦查。随后，记者联系到阜阳中级法院纪检组组长姜芝涛询问此事，姜组长更正了将“立案侦查”的说法，表示纪检组只是将情况汇报领导，是否调查处理尚需领导批示。

　　赔偿申请石沉大海

　　一件拖了12年的合同纠纷，至今未有人出面负责解决，知情人极力躲避媒体的采访，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法院如此难以处理？

　　记者在与众多知情者谈话中了解到，鱼塘的被毁与八里河景区的修建难脱干系。

　　重新踏足于八里河畔，这个花费了八里河镇数万名群众数百万个义工的景区确实将这片皖北之地衬托得宛如江南水乡，也增加了当地的财政收入。

　　在当地许多老百姓看来，这片景区是王怀忠任安徽省副省长时带动兴建“形象工程”的产物，而靳亚章的鱼塘纠纷更成为遗留的难题。2005年9月，《工人日报》在《国家级贫困县有个“天下第一农民公园”》的报道中曾提及靳亚章的鱼塘被强行收回源于乡政府修建八里河景区。

　　潘敬会带着记者在堤坝上走了一圈，他边走边告诉记者，为了修建八里河景区，潘冲村的土地少了1000多亩，部分留存的耕地也曾被“刮地三尺”，挖土造岛。他说：“靳亚章的事，一级推一级，经过这么多年，负责人换了一届又一届，现在也无人收场了。”

　　这位老村主任似乎仍然没有意识到，鱼塘合同纠纷直接双方是潘冲村和靳亚章，应承担责任的是当时他所代表的潘冲村。虽然靳亚章自己也承认鱼塘问题是这片景区的特殊遗留问题，但按照法律规定，他起诉潘冲村完全合法，也有理有据，可他无法理解为什么颍上县法院至今未对此案开庭审理。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靳亚章对这条规定已烂熟于心，且常常出现在他的上访材料中，但颍上县法院9年对这条法规置之不理。纠纷发生12年，当事人双方仍未能对簿公堂。

　　2005年6月，靳亚章向颍上县法院提出了赔偿申请，要求其承担不作为行为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份申请同诉讼状一样，石沉大海。(版权声明:任何媒体转载该条新闻,须注明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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