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组图)

年轻时代的叶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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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1930年间，叶企孙与朋友们合影，左起依次为：陈岱孙、施嘉炀、金岳霖、萧遽、叶企孙、萨本铁、周培源

1941年清华大学校领导合影。左起依次为：施嘉炀（工学院院长）、潘光旦（教务长）、陈岱孙（法学院院长）、梅贻琦（校长）、吴有训（理学院院长）、冯友兰（文学院院长）、叶企孙（插特种研究委员主席）

陈毅（右三）送叶企孙（左一）的合影及在其后的题辞

　　1993年4月25日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第一次报道叶企孙为冀中抗日所做的贡献，介绍他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等科技精英的事迹后，社会反响极为强烈。清华大学的数万名师生这才第一次知道，清华曾经有个叶企孙，而且此人还创造了如此显赫的功绩。

　　在纪念叶企孙诞生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92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技大学

常务副校长、科学史博士导师钱临照对叶企孙的一生作了一个很中肯的评价--他是物理学者的光荣、教学工作者的光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

　　年轻时代的叶企孙

　　是什么，造就了一代大师？又是什么，疏离了我们与大师的距离？让我们共同追忆大师的人生足迹，在历史的回眸中，聆听大师的教诲；在掩卷后的反思中，实现与大师的心灵之约。

　　青少年时代的科技雄心

　　叶企孙，1898年7月出生于上海市南市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清末科举出身，曾任上海教育会会长，分纂上海县志。叶企孙自幼聪颖过人，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因其7岁丧母，父亲备加疼爱，但养教从严，不但亲自教他启蒙识字，稍长后又让他攻读经书。这种书香家风，使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也塑就了他的儒雅气质。值得一提的是，其父虽受传统文化熏陶，但处于清末乱世，头脑清醒，见识非凡，推崇西方近代科学及应用，并具革新思想。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年幼的叶企孙从小就立志："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可以看得出，从小叶企孙就有着中西结合、传统与现代并融，以及科学救国的抱负。

　　从小，叶企孙便把 "性格恬静沉毅，敬业、笃行慎思"作为一生进德修业的信条，从而养成了他作为一代科教巨子的独特秉性。他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在家国、父兄、长幼、己群，以至义利、文野等方面，绝对是传统的。而他的一言一行，也绝对奉行儒家准则，如不论是公开还是背后，提到过世的列祖列宗时，一定要加上"先考妣"三个字，提到在世的父母等长辈时一定要加上"大人"；陪同父亲外出，一定要说"侍父"或"侍亲"；对于传道授业的老师，他总是礼敬有加；对平辈和朋友，他一贯表现出坦诚与敦厚的古风。少年叶企孙无论走到哪里，周围总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窗学友，平时盘学论业，亲密无间。他们中间如果有人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不幸，他总是由衷地投以同情，并热情地给予帮助，而且他总是把别人的优点牢牢记在心里，念念不忘。

　　1907年，叶企孙考入著名的上海敬业中学。入校时，学校已设有"西算"、"理化"、"博物"等课程，这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也使他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各科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11年2月，叶企孙被清华学堂录取，成为走进清华校园的第一批骄子。叶企孙在清华求学期间，真正做到了刻苦攻读、寸阴必惜。他读书不但系统、仔细、有着明确的目的性，而且常常是夹读夹议，经常要做出心得、札记、述评之类，真正做到了广读、深思、博察。在清华，年轻的叶企孙表现出了非凡的学术能力。早在1914年，他就完成了学术论文《考证商功》。1916年10月11日，他在《清华周刊》第82期上发表了另一学术论文《革卦解》。从10月25日起，他在《清华周刊》上连续发表他的学术力作《天学述略》，同年12月又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中国算学史略》。1915年时的叶企孙刚满17周岁，但他却已经以一个成熟学者的姿态，同校内外、国内外的不少出版部门或编纂机构打过交道了。史料表明，此时的叶企孙已同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及美国的《科学》杂志等建立起了经常性的学术联系。

　　1929-1930年间，叶企孙与朋友们合影，左起依次为：陈岱孙、施嘉炀、金岳霖、萧遽、叶企孙、萨本铁、周培源

　　而且，叶企孙对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和鉴赏也颇具功力。他曾深入研读过《诗经》、《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古籍，还做出了详细的读书笔记。叶企孙还是赋作古诗的高手，路遇名胜，兴之所至，常妙语天成。1915年9月，他路过南唐名胜滁州，即兴赋诗"车出绕滁州，云阴特地愁。传闻今年熟，家家酿美酒。"

　　从各种迹象来看，叶企孙从少年时代就奠定下了科学的(或者说是"唯物"的)宇宙观，他似乎是一个"天然的"无神论者，而且对宗教有强烈的反感。在参加清华外籍教师的葬礼时，对牧师借机大传教义，他就表现出厌烦的情绪。在清华求学期间，他对培根的科学方法与赫胥黎的进化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由此奠定了他科学精神与思维方式的基础，并最终促使他完成了科学世界观的转型。叶企孙的科学世界观不仅表现在对待自然科学研究的态度中，也表现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事务的方式中。他力图弄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一切事，不阿世媚俗，不为私利和官场势力所左右，把科学兴国的想法与实现这个想法的科学思维结合起来，终于使青少年时期的科学兴国梦想变为了事实。

　　在叶企孙早年的清华生涯中，有一件事情必须提到。1915年9月18日，由叶企孙倡议并与同级同学共同成立了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叶企孙还为科学会拟订了详尽的章程、宗旨和工作计划，后来他的设想几乎完全实现了。这个清华校园中的小社团，每两周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由会员轮流作报告。每个会员按照自己的专业特长，主讲各学科领域的知识信息，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生物与其境遇之关系、菌、通空气之善法、江西之瓷业、捕蝗之法，等等。

　　这些青年自己独立举办的科学报告会，其选题的广泛和内容的学术价值绝不亚于当今大学中的各类报告会。这些报告会不仅使他们增长了知识，而且锻炼了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和组织社会活动的能力。近百年后，李政道博士在追忆此举时指出，这种科学活动对青年学生的素质培养极有价值。而这一切发生在中国大学的起步之初，发生在中国学术教育的发轫之时，而且是少数青年才俊的自发行为，这不能不让人备感惊奇。

　　如果把这一事件放在历史的框架中，我们就会充分认识到以叶企孙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科技先驱为民族和国家所做出的开天辟地的贡献。在叶企孙成立科学会的前3天，即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倡导理性与科学精神；到了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明确倡导"只有德先生、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至此，科学与民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与主旨。史学家认为"五四"运动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开创了科学与民主的呼声，对国人的历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严谨地说，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实际上，在"五四"之前4年，即1915年元月，清华留学生任鸿隽等先进的留美知识分子所创刊的《科学》，已经真正科学地阐明了"科教兴中华"这个真理，"然使无精密深远之学，为国人所服习，将社会失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亦岂可久之道。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 1915年3月2日，叶企孙在清华学校图书馆见到从美国寄来的《科学》创刊号，立即被其吸引，3月27日，他在日记中感叹道："吾国人不好科学而不知20世纪之文明皆科学家之赐也！"该年的10月5日，清华留美学生在康奈尔大学成立科学社，不久后定名为中国科学社，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1916年9月，叶企孙寄函美国，报名参加中国科学社，并汇去会费，有史家认为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科学社团。其实，叶企孙在清华学校创立的科学会比它还要早1个多月，仅此一事就足证他见识非凡，从青年时代起就显示出了一个事业家的优异品质。中国科学社的创建群体和清华科学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受过正规而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训练，他们懂自然科学语言，有着严谨的科学精神，亲身考察过西方社会的科学文明及其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所以他们终生从事科教事业，锲而不舍地宣传科学精神，真正开启了"启蒙"运动的序幕，吹响了同愚昧落后展开斗争的号角。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科学家、科学精神，始于叶企孙的年代。

　　中国近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

　　在叶企孙诞辰100周年时，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纪念文章中评价他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李政道在纪念老师叶企孙百岁诞辰的大会上也指出他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开创者"。

　　从1918年到1923年，叶企孙怀揣报国梦想留学美国，先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1920年夏又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攻读博士研究生。叶企孙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他改进了前人的实验设备和研究方法，于1921年3月成功得出实验结果，并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据文献记载，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在现代科学史上是很了不起的，以至后人每提到叶企孙便会想起这一成就，这一年叶企孙年仅23岁。叶企孙的另一科学成就是液体静压力对典型的铁磁性金属铁、钴、镍磁导率的影响。1923年，他以此研究完成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在这个领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受到当时欧美科学界的广泛重视。

　　如果单纯地从物理学成就来审视叶企孙，那实在是太过狭隘。叶企孙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近代物理学家，他更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和天才的科学组织与管理大师。从青少年时期组织科学会开始，他已放眼国家的全局。他出国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位、为了镀金，而是为了实现科学兴国的理想和抱负。他读书做学问，一方面是为了求知，另一方面则是开阔视野、更新理念、广泛交流，以为回国创办科学事业、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

　　1923年，学成归来的叶企孙受聘于东南大学任物理学副教授。而后1925年，他被聘至清华学校筹建国学研究院。此时清华开始筹设大学部，叶企孙于8月应聘到物理科任副教授，不久物理科升为系，叶企孙升任教授兼系主任。从此，叶企孙就把创建清华物理系当作了自己的终生事业，他不仅着眼于教书育人，而且还谋划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事业。

　　总的来说，叶企孙为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行教授治校的方针和原则，实现大学管理的民主化。

　　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少数高级职员治校。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以叶企孙为代表的"少壮派"，果断拿起教授会和评议会这两个武器，坚决同清华的官僚领导体制展开斗争，成功驱逐了保守反动的官派校长，使清华的管理走向规范和民主。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由校长担任议长，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凡学校章程、条令审核、学科废立、课程设置、教师审聘、预算决算等重大事项，必须经过评议会的讨论，决定后方可执行。事实上，教授会与评议会的机制，根本上规定了教授治校的基本原则，目的在于保证学校的民主化管理。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1928年，叶企孙当选评议员，当时他尚不满30岁。叶企孙的入选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清华的"少壮派"教授开始成为教授治校的力量主体，在他的身后，有一大批极具科学见识，有魄力、有干劲的年轻归国教授的全力支持。在叶企孙的积极努力下，清华评议会成为清华最具实力的领导力量，以致北伐胜利后，南京政府不得不派人请叶企孙去南京商讨清华大学校长人选事宜，由此可见叶企孙当时在清华和教育界的突出地位。同年底，清华重新选举评议员，从教授中选举4人，结果叶企孙再度当选，同时还受聘任奖学金委员会委员、招考委员会委员、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由此可以看出叶企孙的威信、影响力、组织力和领导力，以及其在清华新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以叶企孙为核心的教授会和评议会的领导下，清华师生不断驱逐南京国民党政府派来的不合人心的校长，废除了保守反动的董事会，筹集办学经费，提高教学质量。在此后的近两年时间里，由于南京方面派不出得力的校长，叶企孙被推选暂时代行处理校务，也就是在此期间，教授会的权力骤然扩大，一跃成为全校最高权力机关，"教授治校"成了既成事实，并且成为清华师生心目中一项不可侵犯的原则。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这个罕见而特殊的治理体制，源自清华、发扬于清华、光大于清华。在这段时间里，教育开展顺利，学术研究活跃，并取得了累累硕果，名流毕至，英才辈出。这似乎诠释了一个全新的教育理念，正如当时教授会宣言所阐述的："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叶企孙无疑是清华新制的有力倡导者、推行者和捍卫者。他将这种观念和实践一直贯穿于教育实践中。创办清华物理系，他是如此；在西南联大时，他也是如此。

　　二，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倾力构筑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完整体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叶企孙是凭一己之力创办了清华大学物理系。1926年清华创建物理系时，叶企孙实际上就是首任系主任。他白手起家，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搭台，其中甘苦非常人所能想像。建系之初，清华物理系只有两名教授、4名助教，他聘请国内一流学者充实师资力量，其中包括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这些名家。在课程设置上，他增设了大学本科课程和研究院课程，使学生能够懂得物理现象的基本知识，掌握在物理领域内应用数学的能力，并初步受到近代科学实验方法的训练。他努力筹集经费，购买近现代物理实验的各种设备和仪器，自建图书馆，加强学术交流尤其是国际学术交流，狠抓学风建设，提高学术氛围。

　　在创办了物理系之后，叶企孙又于1929年亲手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工程学系也附属其中，后来门类又有所增加。这么多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确实反映出了叶企孙出色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建设理学院，可以说明叶企孙的科学素养与见识，只有一个懂科学的人才能有此举措。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是他深知科学学科分类的必要性，同时又很清楚地知道各学科之间存在内在而深刻的必然联系，比如物理与化学和数学、生物与地学之间的关系，把这些学科既区别又统一地联系在一起，相互借鉴，相互汲取，有助于学术科研的繁荣与发展。第二，叶企孙海外求学学的绝不仅仅是知识，他更加关注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科研体制，并希冀以此促进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发现举凡出人才的地方，必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他充分认识到构筑学术科研中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清华理学院的建院总方针中，可见叶企孙的这种良苦用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这就是叶企孙的伟大和过人之处。

　　叶企孙的高瞻远瞩还不止于此，他视野开阔，善于从战略高度未雨绸缪，拓展中国的科学事业。由叶企孙主持的清华"特种研究事业"开创于1934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日益临近，以叶企孙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自觉地将科研事业与国防建设联系在了一起，并以此为契机全面铺垫开了中国尖端科技的合理布局，为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国防科技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叶企孙作为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创建了航空研究所，该所不仅直接为空军服务，还利用航空风洞进行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叶企孙还是我国兵工弹道学的开创人和扶持者。他还最早预见到了无线电技术对物理学和其他学科的重要性，并大力培养该领域的人才，不断提高自制相关设备的能力。1933年，他委托别人在美国订购了制造真空管的设备，为我国研究制造电子管创造了条件。他的这些工作都是开创性的。

　　叶企孙总是把自己的一些高足安排到物理学之外的领域，让他们运用深厚的物理学基础和物理方法在一些重要的新科技领域去做开拓性的工作，占领世界科技的多个制高点。这种科学上的战略决策是借鉴欧美科学史所得。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叶企孙的这种战略思想及其实践是极为成功的--赵九章凭借物理和数学基础进入气象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新中国人造卫星和洲际导弹升空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人造卫星第一功臣"；钱学森是火箭技术和空气动力学的世界一流专家，而他原本学习的是铁道机械工程；钱伟长也是经叶企孙的帮助转入清华物理系，并最终成为了我国的"导弹之父"。

　　此外，我国地震和地球物理探矿的第一代学者、现代声学和磁学的奠基人，乃至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开创人，大多都是叶企孙的直传弟子，他们几乎都受到过叶企孙的点拨，最终又都不负恩师重望，在各自的领域开拓出了崭新的天地。几十年以后，几乎所有人都对叶企孙的高瞻远瞩和战略规划啧啧叹服。从这个意义上说，叶企孙称得上是中国近现代科技的奠基人，或是中国科技大厦的总设计师。

　　三，不拘一格的人才培养，是叶企孙科学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突出特点。

　　叶企孙桃李满天下。据粗略统计，从1925年(叶企孙回国任教)到1940年(抗战前清华物理系的最后一批学生在西南联大毕业)，单是物理系的毕业生中，后来被选为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获得同等称号的就有王淦昌、周同庆、赵九章、翁文波、钱伟长、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于光远、葛庭燧、秦馨菱、林家翘(美国科学院院士)、戴振铎(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等22人，理学院毕业生有许宝 、陈省身(美国科学院院士)、华罗庚、张大煜、张青莲、武迟等33人，如果再加上1941年后西南联大的历届毕业生、1946-1952年的清华毕业生、1952年以后的北大毕业生，以及通过其他渠道受教于叶企孙的学生，他们当中已获得包括两院院士在内的各种荣衔者达70人。因着叶企孙弟子的数量之多和质量之高，也因着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巨大贡献，史家认为叶企孙已经"超过了孔子"。

　　此话并非妄语。叶企孙之所以能有如此众多的优秀弟子，与他独特的培养人才的观念和方法分不开，这里仅举几例。192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康普顿教授发现，被散射的X射线中有一种频率比入射X射线低的成分，这就是著名的康普顿效应。但这一现象在当时尚未得到公认。1923年底至1924年，师从康普顿的吴有训与导师通力合作，通过严谨的实验和充分的论据，验证了康普顿效应确实存在。这一研究成果轰动了世界，康普顿为此荣获1927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有些学者称这一著名的物理效应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1926年秋，吴有训谢绝康普顿的挽留返回中国，先后任教于几所不知名的大学。叶企孙很清楚吴有训在美国的工作，他千方百计与吴有训取得联系，并于1928年8月将其"拉"至清华大学物理系旗下。接着，他又想方设法为吴有训创造可以从事X射线研究的实验条件，在1929年便建立起了我国最早的近代物理实验室，开创了国内X射线研究之先河。论资历，叶企孙192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而吴有训1925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论职位，叶企孙当时已担任了两年多的清华物理系主任，又是清华大学评议员，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可是叶企孙却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而且对他尊敬有加。1934年，他又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1937年，他再次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这种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儒雅之风，几十年后仍为后人所乐道。

　　叶企孙最善于因材施教，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给予精心的点拨、指引和提携，并竭诚为学生的成长默默奉献。中国核科学的鼻祖赵忠尧早年在东南大学学习化学，1925年叶企孙将他带到清华改行做了物理助教，并亲自带他做科研。1927年赵忠尧自费留美，师从名家，刻苦攻读，发现了湮灭辐射，几乎拿下诺贝尔物理奖。载誉归国的赵忠尧又回到了恩师身边，而叶企孙已为他安排好了进行核物理研究的实验条件和优秀助手。赵忠尧没有辜负恩师的厚望，是他第一次在中国的大学里用自己的仪器设备做出了位居世界近代物理前沿的科学成果，并培养出了中国自己的核物理人才。与赵忠尧类似，受叶企孙点拨走上核物理研究之路的还有王淦昌和施士元。在弟子们频出成果之时，叶企孙却默默地在幕后为弟子们的研究创造着重要的条件。他通过大弟子施士元从法国镭研究所购得珍贵的镭，用于装备赵忠尧的核物理研究实验室，从而使清华大学成为国内最早使用镭的研究基地。从上世纪60年代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功臣的名单中不难发现，其主要骨干几乎都是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追根究源，是吴有训和赵忠尧的教学和研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正是叶企孙默默地在幕后铺路搭桥、甘为人梯所致。此外，叶企孙还很重视在科研工作中寻找得力的技术助手，除了从清华的勤杂工中发现并培养出阎裕昌这样技术高明、工作负责的技术人员外，他还于1931年亲自从德国Halle大学物色并带回了善于制作仪器的Heintze。

　　钱学森原本是交通大学的机械工程学士，叶企孙主持清华公费留美学生工作时，根据国家的发展需要向全国公开招考航空方面的留学生，才使钱学森得以转到航空这个新领域。在钱学森考取后，叶企孙安排他在清华大学补修了一年航空方面的基础课程，当时有从美国请来的闻名世界的空气动力学权威在清华讲课，钱学森由此接触到了这门学科的前沿知识并结识了这项研究的权威人物。此后钱学森去美国深造并师从冯·卡门，最终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1941年清华大学校领导合影。左起依次为：施嘉炀(工学院院长)、潘光旦(教务长)、陈岱孙(法学院院长)、梅贻琦(校长)、吴有训(理学院院长)、冯友兰(文学院院长)、叶企孙(插特种研究委员主席)

　　叶企孙不仅对人才调教有方，更善于识才、辨才、惜才、爱才。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能被清华聘为教师，后来又成为世界闻名的大数学家，除了自己刻苦肯学之外，叶企孙、熊庆来和杨武之等人的识才和爱才，都是重要的因素。叶企孙批准华罗庚到清华算学系做职员，还特许他旁听大学课程。后来他发现华罗庚的一篇学术论文被日本的学术期刊刊发，且论文质量很高，就不顾众多教授的反对，毅然打破常规破格提升华罗庚为大学教员，不久又送他到英国深造，这才使华罗庚能够接触到世界数学的前沿，并跻身于世界一流数学家之列。"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设若当年没有叶企孙这样的敢于打破常规、能够识才爱才的领导，华罗庚是不可能取得后来的成就的。华罗庚在1984年写给叶企孙的侄女叶铭英的一封信中有言，"道及叶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而他的千古奇冤我竟不能设法寻根究底，殊难为人。"

　　如果说，吴有训、赵忠尧、王淦昌、施士元、彭桓武、钱三强等人为20世纪20年代初萌发的中国近代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话，那么叶企孙就是这一事业的核心和人才的源头。

　　无辜受累，含冤而逝

　　三年内战后，历经动荡的人们终于迎来了曙光，但是叶企孙的科学之路却日趋黯淡。1949年1月，北平军管会正式接管清华。虽然此时的叶企孙仍在清华校务委员会担任要职，但是他却表现出了对当时政治气候的不适应、对新逻辑的木讷、对新体制的迟钝。叶企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只看过一本哲学书，自然很容易接受马列主义"，此言多少能反映出他当时的思想倾向。在这样的状态下，他逐渐淡出清华领导层、淡出学界视野，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叶企孙被调往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由于此举(院系调整)与他多年信奉与坚持的教授治校原则有悖，所以这件事可能对叶企孙影响较大。

　　但是对叶企孙影响最大的还是"熊大缜案"。前文曾提及叶企孙的"含冤"，就与此有关。这是述及叶企孙一生不可回避，而又令人辛酸与感慨的一段往事。下面做一简要陈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熊大缜，江西南昌人，1913年生于上海，1931年考入清华，1932年秋入物理系，师从叶企孙，师生关系良好，又因同操沪语，平添几分亲密。1935年，熊大缜在叶企孙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同年秋留校任助教，住在叶先生家中，师生情谊甚笃。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一些城市的共产党地下党员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参加抗战，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1937年底，共产党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这是共产党第一块平原根据地。当时根据地条件极差，医药、通讯、武器、弹药等物资根本供应不上。冀中军区党组织便要求地下党动员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到根据地来，帮助解决生产、装备等技术问题。地下党经过曲折关系，找到了熊大缜，经过几天的考虑后，他同意前往。熊大缜到冀中后，先任冀中军区印刷所所长，因工作和组织能力强，不久即被提升为军区供给部长。熊大缜上任后即开始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以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等的研制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炸毁从北平到沧州、从北平到石家庄的铁路，以切断日军的大动脉。此外他还准备搞短波通讯工具，因为敌人大举进攻冀中时，原有的有线电话将无法保证通讯的畅通。为了完成这些工作，他需要购买一批原材料并寻找技术人员，于是便请叶企孙帮忙。1938年端午节前，熊大缜派人去天津找到叶企孙，谈及冀中对炸药和无线电收发报设备的需求，叶企孙为其牵线搭桥，使这些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此外，叶企孙还为熊大缜介绍了多名技术人员，充实了技术研究社的力量。

　　冀中根据地驻军原来使用的是硝、硫、炭混制的黑火药，威力较小。有人想试用氯酸钾作替代品，但因技术落后造成了伤亡事故。叶企孙介绍的技术人员及时解决了这一问题，成功研制出了氯酸钾炸药、雷汞雷管、电动引发雷管和地雷。在这期间，叶企孙曾帮忙把必要的军需物资偷运至冀中，其中有制备雷管需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制备电雷管需用的铂丝和控制爆炸用的电动起爆器等。购买这些物资的款项，也是由叶企孙多方筹集。这些军用物资输往冀中，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根据地军民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效率。1938年9月，技术研究社几位成员带领战士在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埋设电动控制的氯酸钾地雷，成功炸翻了日本人的机车车头。

　　在熊大缜等人的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的时候，叶企孙是欢欣鼓舞的。面对冀中技术上的实际困难，他本人也曾一度有前往冀中的打算，但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成行。叶企孙始终以最大的热情和切实的行动，为抗日根据地尽着自己的微薄之力，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高度责任感。

　　1938年九十月间，叶企孙在天津的活动受到日本人的注意，他迫不得已于10月离开天津南下。他人虽离开了，但心却一直牵挂着冀中。在他南下香港后，还曾求助于蔡元培和宋庆龄，以期募集资金捐助根据地。

　　陈毅(右三)送叶企孙(左一)的合影及在其后的题辞

　　熊大缜在冀中所做的贡献，受到了聂荣臻、贺龙等首长的高度肯定。然而晋察冀军区锄奸部却没有经过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就擅自秘密逮捕了熊大缜，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用石块将其砸死，同时还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近百人，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熊大缜案"。当时，不管是什么阶级成分，什么政治表现，只要有科技知识，又来自平津，就统统被逮捕关押，当作钻入革命队伍内部的汉奸特务处理。"锄奸队"本是为了防止阶级敌人从堡垒内部搞破坏而设立的，但实际效果却是在堡垒内部做出了日寇最想做又无法实现的破坏，这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大悲剧。由于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战士们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连徒手的汉奸都吓不住，又如何与现代化武装的日军作战？！这个局势，凡是亲身经历过晋察冀抗战的爱国者，无不感慨叹息。熊大缜被害身亡几个月后，被公开宣布为国民党特务，被认定死有余辜。所有涉及冀中抗战的史著、文艺作品都讳言这一历史冤案，如著名电影《地道战》中就没有一点爱国知识分子的踪影，种种巧妙的神奇地雷和烈性炸药全是农民的创造发明，这是对真实历史的歪曲。

　　叶企孙是于1939-1940年期间方才闻知噩耗的，回想爱徒的凄惨遭遇，不禁悲痛万分。然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更为可怕的灾难又降临到了他本人身上。"文革"时期，叶企孙因"熊大缜案"饱受牵连。1967年6月，他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抄家、停发工资，强制送往"黑帮劳改队"，期间一度因突然刺激而神经错乱。1968年，中央军委办公厅将他逮捕关押。在押期间，他共受过8次连续提审，写过多次"笔供"，受尽人格凌辱，饱受肉体折磨。1969年11月，叶企孙出狱，仍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对他实行"隔离审查"。叶企孙时已病重，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1972年5月，北京大学有关方面对他做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宣布对他的"专案审查"撤销，但仍未完全恢复自由。1975年，他被解除隔离。1977年，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于1月13日去世，终年79岁，一代科学巨匠就此永远离开了我们，其逝世的消息却不曾见之于报端。1月19日举行追悼会，吴有训中途退出会场，以表对追悼会规格和悼词的不满。

　　1979年11月29日，中国科学院发文，拉开了为叶企孙平反的序幕。1986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发出《关于熊大缜问题的平反决定》。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刊出《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一文，正式恢复叶企孙的名誉。1992年4月，清华大学举行"叶企孙奖第一届授奖会"，并纪念他逝世15周年，对他的生平业绩做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会后，陈岱孙、赵忠尧、钱临照、孟昭英、王淦昌、任之恭、林家翘、杨振宁、吴健雄等27位海内外学者联名呼吁在清华校园内建立叶企孙铜像，以志永久纪念。如今，叶企孙的铜像已经矗立于清华校园，它铭刻过去，昭示未来，它更告诉我们，科学大师的风范将长存。

　　叶企孙终身未娶，以科学救国为己任，全心致力于开创中国的科学事业，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文理兼通，中西相融，为人谦逊，德养深厚，一代师表，风誉永存。他晚年的悲剧是政治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他的一生为科学而生，为科学战胜愚昧而奋斗，但恰恰也是被无知和愚昧迫害致死。他的悲剧深刻说明：在中国，科学的任务远未完成，启蒙的重担依旧沉重。但愿今天的我们，能够从叶企孙的身上，看到科学、理性、民主的伟大力量，接过叶企孙和他塑造的科学大师们的文明火炬，为21世纪中国科学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奉献自己的宝贵力量。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作者与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龚少明先生做过许多有益的探讨，对本文的写作帮助很大，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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