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深圳蛇口工业区建设始末(4)

今日一片繁荣的深圳盐田港集装箱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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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庚与本刊记者

　　蛇口“夏威夷”

　　撰稿／涂 俏

　　1978年12月26日上午。招商局的“海燕8号”交通艇自香港中环码头驶向蛇口公社。今天，袁庚要到蛇口进行实地考察。几排破旧的房屋涌现在海平面上，袁庚以侦察兵的眼光打

量远处影影绰绰的房屋。他掏出军事望远镜，定睛观察了几分钟后，发现这些房屋全为平房，陈旧而杂乱。

　　“怎么搞的？”他又将望远镜移向距离平房不远处的一幢大厂房，喃喃自语。他转身向旁边的梁鸿坤问道：“你能告诉我那厂房是干什么的吗？”

　　“那是一间破破烂烂的修船厂。”梁鸿坤答道，“这里离香港新界西北部遥遥相对，已经成为非法越境者游水偷渡去香港的出发地了。”他咽了口唾沫说，“听说常有溺水者的尸体被潮水冲上沙滩，变作孤魂野鬼……”

　　交通艇在蛇口水产码头靠岸。所谓码头不过是半截残旧的突堤，艇上的人必须迎面爬上三四格铁架梯子才能上岸。袁庚大步跨过铁梯站在突堤上，与前来接站的海关关员李发辉握手。李发辉左手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这个公文包就是五脏俱全的“边防检查站”：验证，盖章，放行。袁庚、张振声、朱士秀、梁鸿坤、陈松、许康乐等人被一一验行进关，踏上蛇口的土地。

　　蛇口公社所在地是蛇口小镇，坐落在荒寂的海湾边。海风一路泄露着不远处晒鱼场上难掩的秘密，老街上两排曲折、破败的红砖瓦房也遮不住阵阵腥臭。绿头苍蝇嗡嗡作响，在人群的头顶盘旋、骚扰。袁庚走在老街的土路上，感到蛮奇怪的，怎么如此荒寂呢？到处不见男人，偶或看到三三两两老弱妇孺，瑟缩在门前或墙角里，脸上的表情一概木然。1978年之前的蛇口是农民、渔民和蚝民共居的小镇，全镇人口不足千人。镇上只有十多家杂货小商店和几家为流动渔民服务的简陋场所，有一间渔民小学。小学操场上堆放着一箱箱从香港北角电厂拆下后运过来的旧机器，原本是准备兴建发电厂的，终因迟迟没有动工，机器日晒雨淋，报废变成废铁。

　　逛完老街，郑锦平又领着他们抄近路走到白坭湾，也叫五湾。这是一个周末，修船厂空无一人。对岸群山近在眼前，元朗的楼房尽收眼底。修船厂两侧沙滩旁，有一条台湾相思林、木麻黄树和蓬草杂生的地带，微风吹拂，发出瑟瑟声响。

　　“郑书记”，袁庚问，“你们公社有多少人？”郑锦平掏出一包美国三五牌香烟递给袁庚，袁庚笑笑推辞不受，“这里是荒滩，只有一条泥巴路通向深圳。后生仔都跑到香港去了。”

　　“那你呢？你怎么没跑？”袁庚调侃他。“总得有人在这里干呀！”郑锦平的脸上浮起解嘲的神情。“袁董，我不想瞒你，前日沙滩上又浮上来一具尸体，让我们掩埋了。”他将手里的香烟狠命吸了两口，扔在沙滩上，用穿着旧回力鞋的脚踩灭了。

　　临近年底，逃港风潮有愈演愈烈之势。有一则谣言说，因纪念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凡在1978年底非法进入香港的内地人都将获得大赦。袁庚掌握的情况是，据宝安县不完全统计，1978年1月至11月20日，全县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其中8月份以后外逃的1万多人，逃出5400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另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在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4.6万多人。

　　1969年外逃风盛的时候，郑锦平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兼蛇口养殖场场长。一个300多人的养殖场，一天偷渡者竟有30余人。1973年，郑锦平每天早晨五六点钟例行巡视海岸线，从后海海岸到赤湾的六湾，七八公里的路程，最多时一次曾经发现8具尸体。他原本想告诉袁庚，每年夏秋时节，都会迎来内地客偷渡香港的高潮。有时一天要埋好几具尸体。哭笑不得的是，晚上睡觉，得把门关得死死的。经常有从蛇口下水的偷渡者，游了好几个小时，看到有灯光，便跑过来敲门，以为已经偷渡成功了。村民隔着门缝喊：这里是大陆，你们还没有游过去呢！

　　袁庚摆摆手，不让郑锦平再说下去。他自语道，如果这是噩梦的话，就赶快让它过去吧！如果我们用“经济边防”代替“政治边防”，等蛇口的经济搞上去，外流偷渡的人自然就会回来的。他回过头去看着身后的海湾，堤岸上荆棘丛生。他把话题引开：“我同意你们几个的观点，这地方不错，容易开发，收效快。”袁庚说。

　　在蛇口搞建设的5个有利条件是：一、靠近电网，有用电之便；二、有白坭水库供应食水；三、占用农田不多；四、靠近蛇口镇，较易解决生活供应；五、水陆交通都还方便。“这个海岸边还可以兴建码头，利于船舶通航。”袁庚一踏上这个码头，就看出这里蕴含的商机。想到这里，他的内心忽然有一种欣慰，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之后，遇上知音般的心灵熨帖。“这里不是有个修船厂吗？我们要让这里活过来。”

　　港督麦理浩希望袁庚能够在香港大揽角兴建货运码头，袁庚想拿下这个地方，但商谈的条件并不优惠，也就迟迟没有表态。他同意选择隔海相望的蛇口，还有一个原因是，万一不成功，万一政策有了变动，不允许搞下去，也是肉烂在锅里，码头呀设备呀什么的都还在内地，在蛇口，从国家的角度看，损失也不会太大。他接着郑锦平的话说：“对的，失败了，招商局的东西都留给你们。”

　　袁庚应公社书记郑锦平的邀请，在公社食堂共进午餐。既脏又乱，烟雾腾腾。袁庚只瞄了一眼，立即看清在食堂用膳的一共有七八个人，都是典型的广东佬，个子不高，体型大多一样，面色稍微黝黑一些。由于椅子不够，有的坐在条凳上，有的坐在旧木箱上，还有的倚靠窗前。郑锦平陪着袁庚走到相邻的一桌，正坐着吃饭的干部立即起身把椅子送过来。“不好意思”，郑锦平真诚地说，“只能委屈袁董了。在蛇口镇，有钱也办不下酒宴。”袁庚挥手不断驱赶在头顶、桌前轰炸的绿头大苍蝇，挟起一块咸鱼干，笑呵呵地说：“客气什么？以后大家都是兄弟了，共同做一件事情，同甘共苦，同捞同煲，我相信能收到效果的。”

　　就在袁庚用了3个月的时间(从1978年10月中旬到1979年2月上旬)，将“蛇口工业开发区”从构想到开始座谈承包，组织实施的时候，改革的春潮正在全国汹涌澎湃。

　　197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要利用邻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搞一个出口加工区。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直接向中央提出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出口特区，有一位副总理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省隔离开来。他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万恶的资本主义会如洪水猛兽般涌进来，所以要用铁丝网把广东与邻近诸省隔离开来。

　　但是，广东省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赞成和支持。就在广东提出建议的当天下午，邓小平同志即与习仲勋、刘田夫等同志谈话，称赞他们上午的汇报不错。高瞻远瞩地指出：“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会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在广东、福建调研，推动两省制定“试办出口特区”方案。1980年3月，谷牧赴广东主持会议，与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具体落实特区建设方案。这次会议，将“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正式宣告诞生。

　　袁庚飞回广州，晚上赶到革委会，向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李建安及陆荧、杨青山等有关负责人传达李先念副主席的批示及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研究落实批示的会议上的指示精神。刘田夫在听完袁庚的传达后说：“中央批了就好办了，可以先筹备。一定要把香港的办法与我们的人力和地利结合起来。先实践，从实践中定出具体办法来。招商局办事很快，希望把工业区搞成功。”

　　袁庚说，交通部将派出一名总工程师率队到蛇口实地考察，会很快搞出总体规划和“三通一平”工程的方案。希望省里也有个专门班子抓工业区。还提出可否立即把党中央批示的精神向已经撤县改市的宝安市负责同志传达。刘田夫同意可以把中央批示的精神先向宝安市委和各县县委传达。中央文件正式下发后，省革委会将召开会议传达和贯彻落实，同时发个文件为工业区解决劳动力问题。

　　第二天，袁庚一行三人到达香港。翌日，招商局召开所属单位部门副经理以上干部会议，一共50多人，袁庚传达李先念批示和谷牧讲话精神，动员全体干部带动广大职工大力支持蛇口工业区的建设，为建设工业区贡献力量。袁庚说：“你们知道蛇口吗？那是中国的夏威夷。”

　　到过蛇口的人立即哄笑起来，嗤之以鼻：“袁董在讲大话！”

　　袁庚继续介绍：“蛇口坐落在宝安县的南头半岛上，上腭有座山，下腭有座山，中间是个湾，看上去就像一条蛇昂着头，张着个大口。他还说，可不要被这个名字吓着了，蛇口是个好地方，那里有绵绵细沙的海滩，海滩上有风吹瑟瑟的树林，你们有谁去过夏威夷吗？蛇口，美得像夏威夷一样……”

　　此后，在香港招商局的引资恳谈会上，袁庚都说过类似的“大话”，总是引来讪笑和议论之声。

　　多年后，为袁庚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而真心辅佐袁庚，被别人誉为袁庚的“智囊”的梁宪才解开袁庚心中的这个蛇口情结。某次他与袁庚同船赶赴蛇口，袁庚颇为得意地说：“世界上美的地方也见得多了，还是觉得蛇口最美。”接着又告诉他：“梁宪，你知道吗？每次我从海外回来，第一脚踏上蛇口这块土地的时候，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冲动。”

　　在2月10日的传达会后，张振声、招商局办公室副主任许智明赶往深圳，向宝安市委领导同志传达李先念批示和谷牧讲话精神，商谈建设工业区的配合问题。招商局在蛇口建立工业开发区的消息很快传播开去，有眼光的商家从中发现巨大的商机，纷纷向招商局打探消息，寻找合作的机会。招商局张振声、梁鸿坤、许智明、时清、何建华等人先后与广东省革委会、深圳市委(1979年3月5日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以及港英海事处等负责人就工业区土地面积、出租方法、供水供电、劳动力招聘以及出入境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和商谈工作，得到广东省与深圳市和香港方面的大力支持。这个时期的工作，依旧可以用“紧锣密鼓、马不停蹄”来形容。

　　4月1日，招商局成立蛇口工业区筹建指挥部。6月，各地基建工程施工队伍相继抵达蛇口。7月2日，为了打通五湾至六湾间的通道，开始炸山填海。轰隆隆的开山炮炸醒了沉睡的蛇口，此举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声“开山炮”。袁庚对下属们说道：“你们先去，大胆干，希望你干出成绩来。有什么问题，出了什么状况，由我来扛着！”

　　蛇口，一个寂寂无名的海滨小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册上极其重要的一章。

　　四分钱奖金

　　撰稿／涂 俏

　　袁庚被推上了招商局前台——蛇口工业区执行导演的位置。“走，看码头去！”1980年2月27日，星期三，农历猴年正月十二日，袁庚到达蛇口，立即召集指挥部人员赶往码头。新建工业区码头上彩旗招展，一派节日情景。由交通部四航局和广州航道局承包建设的600米顺岸式码头中的150米码头、码头的给水排水、护岸、航道、港池、导标、航灯等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袁庚把大家带到码头上，立即参与验收工作。经各方负责人与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竣工领导小组的验收，工程达到优良指标。

　　600米顺岸码头工程，是蛇口工业区第一批基础设施的重头戏。动工伊始，沿用“大锅饭”的奖励办法：每月在工人中评定一、二、三等奖，按等级分别发给7、6、5元奖金。工程进展缓慢。10月间，工业区指挥部对四航局在码头工程中率先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袁庚在各工程承包单位负责人会议上作过一个发言。“我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兄弟无情，六亲不认的。”袁庚的开场白照例不讲客套，不说空话，直奔主题。他说：“我们是先礼后兵，一切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手段去管理经济。诸位一定要记住，你们给我们订立的是工程合同，是招标承包的，提前有奖，大家皆大欢喜，但延期要罚，谁也逃不掉。”

　　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以后，工程进度明显加快。四航局车队用的全是进口的日本挖土机和翻斗车，原来每天每车只能运20到30车。为了调动生产积极性，加快施工速度，车队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规定每人每个工作日劳动定额为运泥40车，完成这一定额者每车奖励2分钱，超过定额则每超一车奖4分钱。实行奖励制度后，司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大家提前上班，天黑不愿下班，还要由车队长赶工人下班。为了少上厕所，司机们连水都不喝，下班以后还主动检修车辆……码头施工开始“提速”，原计划于1980年3月底完工的一项工程，整整提前一个月，为国家多创产值达130万元，工人的奖金只占他们多创产值的2%。

　　这一段用经济杠杆撬动经济建设的场景，被几位记者记录下来。在新华社广州电讯稿件中。记者记录了蛇口工业区大胆实行包括奖金制度在内的改革后热火朝天的创业场景：

　　“我们发现，(蛇口)工地上一排排活动房屋，一堆堆钢筋和木材，还有一些施工设备，都是从香港运来的。这些东西如果都要从内地调拨运来，就会等这等那，拖延施工时间。招商局根据工程需要使用自己在香港拥有的资金，一个电话打到香港，很快就能把材料、设备运到工地。但是，他们决不浪费外汇，凡是能在内地买到的，就在内地采购……

　　“我们在蛇口工地住了一夜，一觉醒来，听到雨正下个不停。这样的雨天，不会影响施工吧！出乎意外的是，雨天中，工程照样有条不紊地进行。工程指挥告诉我们，在这里，对于工作效率是用不着太操心的。招商局用在香港的某些经营办法建设蛇口，它同施工单位有合同规定，凡提前一个月完成工程任务，就拿出相当该工程费百分之零点五的钱作为奖金发给职工。”

　　工业区港口第一次营运，是卸下由招商局驳船从日本转运到港的900多吨设备。这一天，1980年3月22日，天气清明，风和日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江泽民等在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等陪同下，正在蛇口工业区视察。袁庚将工业区的筹建过程、工程进度及目前存在的困难作了简明扼要的口头汇报。谷牧对招商局自筹资金建成的一段码头很感兴趣，长时间在码头上停留，不时地询问袁庚一些问题。3月26日，袁庚赶到广州，参加闽粤两省汇报会。谷牧在会上明确指出：“关于特区的基本建设，我看了蛇口工业区，觉得有可取之处。他们基本上是按经济规律办事，比如他们搞计件工资，超过定额后可以增加付酬。所以很快突破原定计划，大大缩短了工期，提前完成任务。他们建的码头，现在已经有几个泊位开始营业，以自己的积累养自己，逐步扩大发展。“说到这里，谷牧强调指出：“这是路数对头。”

　　在谈到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时，袁庚趁谷牧讲话停顿的间隙，插话道：“我们要求中央、广东省加强领导，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否则那里就要卡住了。”袁庚当着各位领导的面，把心中的忧戚和盘托了出来。

　　仿佛为了印证袁庚的忧虑，谷牧副总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讲话言犹在耳，甚至袁庚还来不及把谷牧肯定计件工资精神的讲话传达下去，换句话说，也就是袁庚额手称庆得太早了，很快，超额有奖的改革之举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国家劳动总局和交通部相继发出“红头文件”，文件说，为了纠正滥发奖金，规定每年奖金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工资。甚至有人指责蛇口“奖金挂帅”是“倒退”。

　　超额奖励皆无，“大锅饭”又开始了。工地上冷清寂静，码头建设进度表似蚂蚁般爬行。

　　5月中上旬的一天黄昏，袁庚在指挥部办公室，利用晚饭后的一段空闲时间集中思考一些问题，只是思绪一直无法集中。他走出办公室，惦记着大风过后的顺岸式码头工地，独自走到了海边。

　　袁庚来到600米长的顺岸码头工程施工现场。工地上弥漫着懒洋洋的气息。承包这项工程的交通部四航局工程处两位处长以及所有施工工人，并没有意识到眼前的这个人，竟然是工业区的头头袁庚。他们并不认识他，但从他威严的目光中读出了一丝讯息——他最初对他们消极怠工就这么慷慨地浪费宝贵时光所产生的愤怒已经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为自己无计可施而暗自恼怒。当袁庚走至码头施工地盘的中央位置时，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

　　梁鸿坤与许智明跟在袁庚身后，相隔不过三四米，一声不吭。袁庚静静地注视着码头，空气仿佛变得凝滞起来，像枕头压在人们的脸上。蛇口工业区工程科科长王今贵躲闪着，不敢和袁庚的目光相撞。这些天来，王今贵天天泡在工地上监督工程，但丝毫不起作用。

　　袁庚径直走向一辆停靠在路边的东风卡车，对身后的许智明说：“你先四处转一转，找一找施工队长，我去同开车的谈一谈。”装满泥沙的车正靠在码头附近。袁庚打开右侧车门，钻进了司机右侧的座位，对光着膀子的司机笑笑：“你好！”

　　驾驶室里闷闷的，一台小小的风扇正在转动，小型无线电收音机播放着袁庚喜欢的粤剧。司机一看见袁庚进来，就把收音机关掉，清新激越的粤戏立刻停了下来。“勿使关(不用关)，我地(我)是来调查工地上奖金制度的”，袁庚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本来都好好的，大家鼓足劲一起干，依家(现在)一点积极性都无(没有)，点解会梗样哩(怎么会这样呢)？”司机拿起挂在脖颈上的毛巾擦汗，将小风扇的风向对准袁庚吹，“假如你是调查呢件事，我同你讲，大锅饭不得咯。(不行)”袁庚点头，示意他接着往下讲。

　　“原来大锅饭的奖金还分三等，依家(现在)我地(我们)都没有兴趣评议，大家统统拿6块钱……大家都磨洋工喽！”袁庚在他的声音里听出了无奈和困惑。“如果不实行奖金制度的话”，他毫不隐讳地说，“那我保证没有一个人愿意多干。拖，就是唯一的途径。最后，倒霉的还是你们工业区。”

　　袁庚随手关上卡车门，对一旁守候的王今贵挥了挥手，朝那些在工地上慢腾腾如蜗牛般行进的卡车比划了一下。“想办法！奖金制度一定要想办法执行！”

　　5月7日，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向交通部、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广东省委特区管理委员会递呈《关于蛇口工业区特区基本建设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定额付酬办法的请示报告》并附上相关调查报告。这份报告陈述：“4月，工业区基础工程建设第一次出现月度计划未完成的现象，原因是为施工单位规定职工年奖金额不超过两个月的平均工资和按平均数发奖金给各个工人，及由于改变奖金制度，挫伤了工人积极性，使工程进度和完成的工作量明显下降，拟采取定额制超额增加付酬方法。”报告还列举了两个在工业区的建设和土石方工程施工中的例子来说明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好处，反映有的单位因执行最近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文件，改变了奖金制度，职工积极性不能充分调动起来，计划在9月底提前完成二期工程已不可期；认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倾向不能调动广东建设者的积极性，已成为加快工业区建设的障碍；主张工业区应根据这里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措施，实行特殊政策。应坚持和推广前段时间所实行的按经济规律办事，搞“定额制”，超额增加付酬等行之有效的做法，以加快蛇口工业区的建设。”

　　不到两个星期，一份《关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延误工期，影响外商投资建厂》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0687号)，送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1980年7月30日，胡耀邦亲笔批示：

　　请谷牧同志过问一下此事。我记得中央讨论奖金时，中央并没有哪位同志同意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同志是坚决反对这种硬性规定的。我也赞成他的意见。为什么国家劳动总局能这么办，交通部也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请你顺便在财经领导小组例会上提一提。

　　谷牧同日批示：“既实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总局这些规定在蛇口完全可以不实行。如同意，请通知广东。”翌日，8月1日，蛇口工业区获准超产奖励，交通部四航局工程处宣布：恢复定额超产奖。

　　工地上快马加鞭，一片繁忙景色。

　　(摘自第十一章《老将出马》)

　　(摘自第十章《选址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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