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伤痛从未真正远离(组图)

地震前的付兰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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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付兰荣

地震前的王洪飞

现在的王洪飞

　　今年四月的一个早上，我们去凭吊唐山城南那片大地震遇难者的墓碑。天着小雨，有个老人拄着拐杖坐在碑下独自落泪。

　　黑色的石碑上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写着死者名字。有些名字四周围着黄色、紫色的花，这些前来祭奠的人遗留下的花朵，映证着死者和生者两方面的寂寞。而更多的名字旁并没有花，30年来一直簇拥的是另一些死者的名字，又拥挤又寒冷的感觉。

　　那天起，这幅画面也清楚地印在我们心里。

　　那座伤痛之城：巨大的灾难让人变得麻木

　　听唐山人聊天，他们会互相问：“那时你们家摊上几口了？”平静得好象是在谈论昨天的天气。

　　在采访救援人员时，他们在谈到第一眼望见唐山时的印象，不止一人说“街上的人表情都很麻木”。他们说，那些木讷的面庞，是因为它刚刚经受了超过自身承受能力极限的变故。

　　如今，唐山的老百姓讲起那天晚上的事情，大多还历历在目。只是他们多数都不愿再回忆了，因为每一次回忆都要伤心很长时间。

　　他们说，我看见一个女孩坐在地上，地上是一滩血迹，她抱着一个茄子狠命地啃；看见隔壁邻居家的男孩的尸体，手里还捏着本看了一半的书……活着的人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有老人穿着裙子的，还有穿着戏服的，想必是从剧团的废墟下扒出来的。动物园也震倒了，仙鹤在大街上走……

　　来自唐山市民政局的数据是：

　　1978年冬天，唐山政府辟了12块墓地，加起来30多亩地，将当年匆匆掩埋的尸体起坟后集中掩埋，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万人坑。这些墓地分布在唐山市和市郊，包括岳各庄、常各庄等地。

　　如今，大多数人并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亲人的埋葬在哪里，他们只能在每年的7月28日这一天，在城里的某一个十字路口，给死去的亲人烧些纸钱。这一天，唐山市大大小小的路口，零星地烧起了火堆，连成一大片，轻轻的纸灰不知飘向哪里。这是活着的人用一种无奈的方式祭奠他们死去的亲人，年年如此。

　　那个悲凉新年：哭泣声从一家蔓延到全城

　　开始，传出了第一声哭声，接着就有了第二个哭声，后来，全城都在哭。

　　采访中，一位老人问我们：“你们知道地震后的第一天大年夜唐山城是怎样一个情形？”他说，当时大家都住在简易房里，年三十那天，一片一片的平房起先都静极了。突然间，不知哪间房里，传出了第一声哭声，接着就有了第二个哭声，断断续续地看见、听见的地方全是哭泣声，四处蔓延，后来全城都在哭。

　　当年的迁安村老村长阮步安说，地震后的那个春节，他没在家里过。村里的党员干部都分到各家去过年了，一块过心情或许会好一点。阮步安以前当干部，从来不到群众家里吃饭，地震那年就破例了。那年春节，全村都没放鞭炮，大家捏捏饺子，唠唠嗑，喝点酒吃点菜。乡里特地组织了电影队来慰问，可是看的人不多。后来有人家哭，放电影的也不放了，挨家挨户去串门，跟大家聊天。

　　地震孤儿张雅丽说，自己单独过的第一个大年夜是买了一堆布娃娃，围在床周围，然后把灯全打开，然后坐在那些布娃娃中间，坐着坐着哇哇哇就哭了。

　　这是唐山人共同经历的地震后第一个大年夜。

　　那些截瘫的人：没办法再对爱情有所期望

　　活了下来的人们相信那些走了的亲人，会以某种方式活着，而活着的人却注定要面对生存的具体而艰涩的痛苦。

　　唐山大地震留下的创伤很多，然而最真实的创伤应该是那3817名截瘫的人。

　　她20多年没有下过楼

　　织的毛衣可以用汽车拉

　　付兰荣在地震中截瘫了，此后的20年里，她一直没有下过楼，因为她没有勇气面对健全的人。

　　截瘫后，付兰荣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两年前，她意识到母亲的岁数大了，已经不可能继续照顾她了，才决定搬到截瘫疗养院。搬到截瘫疗养院后知道，身边都是和她一样命运的人，她才渐渐不太在乎“截瘫”这个事实。即使这样，她仍然只在每天晚上的九点左右摇着轮椅到院子里坐半小时。“6点多起床，洗洗涮涮，然后吃早点，然后织织毛衣，吃午饭，睡午觉，下午再织织毛衣，一天也就这样过来了。”这样的生活持续了30年，这些年她织的毛衣可以用汽车拉。

　　她和健全人有过婚姻

　　却因丈夫出轨而

　　另一个截瘫了的漂亮女孩叫王琳梅，那一年她才19岁。截瘫之前，琳梅就生了一双快腿，她初一时创造的女子百米十三秒七的记录，在唐山市少年组级别保持了很多年。王琳梅曾有过一次婚姻，那个男人是位复员军人，农村户口，一心想找个残疾女军人结婚后留在城市。办结婚手续的时候，男人在唐山市民政局的一位科长的面前做了书面保证。有次，姐姐给琳梅买了一对鸟，琳梅看到的关在笼子里小鸟儿的眼神和自己丈夫的眼神如此相似。她意识到这样的婚姻是一种捆绑。再后来她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丈夫真的出轨了。丈夫想和他的那个女人共同照顾琳梅，她拒绝了。对琳梅来说，离婚是最起码的理智和自尊。虽然它那么疼。那天她说，解脱了一对“捆绑”夫妻，天地间又多了两个自在的灵魂。

　　在唐山，截瘫患者与健全人的婚姻也有美满的，但更多的却很不幸，他们说，这样的婚姻对健全人和截瘫的人都很残酷，而大多数截瘫患者都善良地认为，这样的婚姻对健全人更残酷一些。

　　她像常人一样怀孕生子

　　女儿因照顾不周而去世

　　姚翠芹也是在地震中截瘫的女孩，那年她22岁。退伍前是文艺兵，正和一个北京兵“处朋友”。地震截瘫后，姚翠芹主动给男友写信，说：“重新找一个好的吧，我可能不行了。”记者问：“后来呢？”姚翠芹苦涩地笑了笑说：“人家当然顺着台阶下了。”

　　姚翠芹是一个很要强的女孩，她想尽可能地得到普通女人所能得到的生活。只是她不想找健全人，因为不想把找对象置换为找一条腿，她相信同病相怜的感情。这样她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人，也是地震截瘫患者。尽管他们遇到过一个人掉下床去，另一个人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但那也仅只一次，更多这样的时候，邻居们会来扶他们的。

　　姚翠芹终于怀孕了，生了个女儿，不幸的是，女儿40天的时候得病去世了。这可能是姚翠芹人生中最要命的一击。说到女儿的去世，她无奈地说：“唉，怪我们没把她带好，我们连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

　　那群孤儿孤老：很多事情都得独自去完成

　　问当年参加了抢险救灾的摄影家王文澜：唐山大地震造成最大创伤是什么？”他想了想说：“是骨肉分离的痛苦。”

　　地震孤儿

　　似乎没有人可以说话

　　地震发生的时候，党育新刚满6个月，父母死于这场地震。后来党育新被送往石家庄育红学校，在那里一呆就是8年。1984年党育新回到了农村姥姥家。姥姥对党育新管教得很严格。党育新发现家庭生活太束缚人了，和集体生活对比很明显，她甚至有些不习惯家庭生活。

　　党育新上小学时，学校每次家长会都是姥姥去，党育新这才开始想，为什么我没有爸爸妈妈呀？再大一点的时候，党育新觉得自己似乎没有人可以说话，后来她给许久没联系过的姐姐写了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叫党育新，父母都没了，姐姐也不关心我……”姐姐当时看到信哭了，姐姐的同学看了也哭了。但是姐姐没有给党育新回信。

　　更不幸的是，在唐山大地震中，即使是孤儿这样的群体，也被人羡慕着。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当年17岁的人，她说她曾经很羡慕那些孤儿，因为他们有大集体，而且年纪小，还不懂没爸没妈的苦。而像她这样的半大孩子，却要独自面对生活。这是多么让人心酸的“羡慕”。

　　地震孤老

　　过节的时候更觉孤单

　　除了孤儿，另一群同样孤单无靠的人不能不提——地震孤老，而他们恰恰是更容易被人们遗忘的一群人。

　　截瘫疗养院的院子里时，75岁的孤老赵有龄正坐在花坛边的轮椅上晒太阳，赵有龄穿着蓝色的中山装，蓝色的帽子，收拾得很干净。看着我们向他走过去时，目光中一种交流的渴望。赵有龄说：“五个孩子，加上老伴，他们都走了。就留下我一个人，又活了三十年。”他说：“我跪在那里，冲着窗户的方向，我看到窗台下面，他们六个并排排成一溜，都死了，一个都没剩。”想想他又说：“要么干脆我也被砸死，这样大家都一起走了，省得丢下我一个人……”

　　这些事，赵有龄是断断续续说出的。这30年，这位老人不知在心里翻过了多少遍。他说：“越老越想他们了。尤其是这几年，一到逢年过节，春节啊，儿童节啊，就觉得自己特别孤单，就更想他们。”老人眼里闪动着泪光。他告诉我们，这个巨大的灾难降临到这个幸福的家庭前，他的五个孩子个个成绩优秀。而现在，剩他一人，还截瘫了。“如果不是地震，我比他们活得都好。”他表情复杂地说。

　　那些重组家庭：半路夫妻走散的风险更大

　　地震后不久，唐山掀起了重组家庭的“旋风”，到1986年年底，震后重组家庭共有8000余户，重组后又解体的有2300户左右。

　　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些活儿需要女人，比如缝缝补补什么的，有些活儿需要男人，比如建房什么的，灾难过后，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方。

　　孤儿张雅丽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当年母亲病逝的时候，张雅丽的父亲又结过一次婚，父亲在地震中遇难不久，继母就和一个地震中丧妻的男人走在一起，只是很快继母和那个丧妻的男人也走开了。她说，像这样临时组合的家庭，地震之后有很多，大多都过不了几年，因为各自都拖儿带女，孩子们过不在一起，大人也没办法，只好分开。

　　唐山市的残疾作家王志勇说：“我二嫂和二哥也是地震后重组的家庭，好在他们现在都还好。地震后重组家庭有些很脆弱，他们的情况和‘半道夫妻’也不一样，因为重组的家庭是猝然选择的结果，所以走散的风险更大些。”他说，这是地震留给唐山的另一种创伤。

　　那些心里的伤：淡淡的阴影一生挥之不去

　　现在，地震的物质伤害已经平复，留给人心里的阴影却挥之不去，地震造成的精神障碍者也不再少数。

　　唐山作家张庆洲说：“孤儿的生活大多数都被照顾得挺好的，但孤儿的心理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他们在感情上和心理上一直有欠缺。比如：婚姻容易失败、自闭等等。”

　　孤儿张雅丽走访了8个地震孤儿后，说：“我们的悲哀在于他们心中甚至没有父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榜样，等他们长大成人，为人父母后，对家庭的概念感到茫然；他们甚至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可以说话的亲人。”

　　除了那些隐藏着的心理问题，地震直接造成的精神障碍者也不在少数。张庆洲告诉我们，他在采访的过程中对一件事印象很深：地震时正好是大热天，北方人又没穿睡衣的习惯，有两口子什么都没穿地就从自己住的平房都逃了出来。女的就说：“我可啥也没穿呀。”这男人看着摇摇欲坠的房子，没言声。一会儿，女的又说：“我可啥也没穿啊。”男就跑进危房拿衣服。他刚进去，余震就来了，他被砸到屋里边了，再也没出来。后来，这个女的精神失常了。

　　如今，地震中遇难的人化成了墓碑上的一个一个名字，而那些活着的人，无论遭遇怎样的不幸，都在这看得见看不见的创伤中，尽量坚强地活着，也许时间真的能医治一切创伤，毕竟时间确实医治了很多创伤。而这些普普通通的人身上，那不屈不灭的生命力是最应该被纪念的。

　　相关专题：唐山大地震3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