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乱收费已经不是一个什么新问题了。国家发改委每年都要照例公布几个乱收费的学校，被曝光的学校连连喊“冤
枉”，舆论呢，则代表民意表达义愤，然后一切都不了了之，第二年再重复这一过程。就好象一出在舞台上演的戏。
不过，今年这出戏似乎更“精彩”些，几个被曝光的学校除了喊冤外，有一半对乱收费不认账。有的把责任推给地方
政府；有的则称“赞助费是学生自己愿意交的”；有的
地方教育局竟然还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国家发改委是“误判”；而南京
审计学院干脆表示发改委是“胡扯”。
许多人在问，这些不认账的学校底气何来？其实我觉得这很好理解。如果我们不是站在发改委的立场而是站在学校的
立场，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乱收费要么是按照行业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行事，要么就是依据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来收
费，总之，都是有法可依，有据可查的。所以，你批评我乱收费，我自然不服。
由此看来，说这些学校乱收费确实有些“冤枉”了他们。收费者和执法者依托的都是各自部门的法规。具体而言，学
校收费依托的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法规；发改委查处乱收费依托的是发改委的法规。所以，从你的法规看，我是乱收费；而从我
的法规看，我是合理收费，你的查处则毫无道理。这就是学校在乱收费后还显得“理直气壮”的原因。在这里，部门利益成了
学校乱收费的最好借口和最大挡箭牌。
对部门利益，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杨鹏先生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地方政府，看起来是一个政
府，实际里面是一个一个的“土豆”。每个“土豆”都是一个利益板块，而每个利益板块都跟社会的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杨
鹏的“土豆论”换成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几乎没有不收费的部门。据他估算，目前全国各级
政府部门每年收费总收入高达8000亿元，其中有统计的预算外收费收入每年达5000亿元，统计外的收费收入最保守估
计也有3000亿元。可以讲，这些收费是形成部门利益的重要因素。
要收费就得有法规，设置行政许可，这样才显得“师出有名”。所以，部门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立法来取得的。
每个政府部门在参与立法时都极力争取本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并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定自己收费行为的正当性。比如，为
了多给本部门确立一块权力地盘，不少部门争相起草同一或类似内容的法律，从而造成一件事两个法，两个部门分管的法律“
打架”现象；也有部门将原来为公益性的行为或服务变为有偿服务的。某省去年实施的气象条例就将诸如客运站、宾馆、公交
车等在滚动屏中向人们提示天气信息，为出行方便提供公益服务的行为，一律视为违法加以明令禁止。你要发布也行，须向气
象部门报批，并花钱购买，否则施以重罚。而本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行政审批，也被转化为方便行政管理、增加行政收费的手
段。虽然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各地和中央部委清理出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但由于这种清理靠的是政府部门的自觉，所以
在很多地方和部门便出现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现象，保留下来的基本上是有利的、能够收费的项目，无利可图或者收不到多
少费的项目才被清理掉。
种种迹象显示，部门利益已经构成了当前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型的最大障碍。所以，政府转型要成功，须有利益相
关方(企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利益超脱方(专家、社会公众、舆论媒介)的公共参与和评议，否则，建立公共服务型政
府只会流于形式，甚至被既得利益集团扭曲。(邓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