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旭初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欧阳淞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尽管群体性事件只是偶尔在少数地方的农村发生，但已经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正在进行综合治理。欧阳淞说，通过先进性教育活动，党员干部提高了觉悟，改进了作风，群众关注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得到了解决，由于作风问题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有所减少。(3月2日人民日报)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复杂，然而大致地划分一下，可以归为两类，一是群众的利益受到侵害，比如在征地、拆迁中违反政策，从而引发群众的不满甚至对抗；二是基层干部的腐败行为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引来百姓怨声载道，最后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今天有个“国际经验”常被引用：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的时期，就进入了矛盾凸显期，而中国目前已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这个“国际经验”当然要借鉴，然而借鉴这个“国际经验”时，又必须厘清一个问题：有些矛盾与矛盾凸显期无关。比如前面讲到的群体性事件与矛盾凸显期显然就没有因果的关系。矛盾凸显期不是一个筐，什么矛盾都能往里装。如果将一切矛盾都归之于矛盾凸显期，不是无知就是误导。
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后的今天，一方面由于经济腾飞，贫困现象大幅下降，从整体上已经呈现小康；另一方面，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这当然属于矛盾凸显期的矛盾，破解贫富差距拉大的矛盾，需要按照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平，共享发展成果。具体到操作层面，则是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化解由腐败现象导致的社会矛盾。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前不久新华社曾报道，四川蓬安县有个中坝村，十年中经历了由“治”变“乱”、又由“乱”到“治”的巨大变迁。中坝村由“治”变“乱”，村民连续7年抗缴税费，原因是基层组织失掉了民心。烂掉了的村委会班子，弄出了一个“烂村”、“乱村”。而当基层组织重新获得了民心，中坝村又变得欣欣向荣。中坝村的变化发生在中坝村，但是作为一个现象，却有标本意义。
什么钥匙开什么锁，这才是破解矛盾的大思路。而对基层群体性事件，正如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所说，需要的是“综合治理”。比如通过先进性教育活动，党员干部提高了认识、提高了觉悟，改进了作风，群众关注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得到了解决，群众满意度提高了，群体性事件自然就会减少。而我们特别需要警觉的是有人移花接木，明明是因为不作为、乱作为引发的矛盾，却都与矛盾凸显期划上等号。这种把矛盾凸显期当成推诿塞责借口的现象，今天在有的地方已露出了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