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春节后这段时间，继胡陈“馒头”之争后，最受舆论关注的人物当数北大教授巩献田和张维迎。媒体上法学界批驳巩献田的文章车载斗量，本人最欣赏的是3月2日《南方周末》上徐瑄教授的答记者问，既一腔善意地肯定了巩献田所提问题(“话头”)的尖锐性和重要性，又深入剖析了巩献田“出错”的思想背景和展现的“常识性困惑”，这种与人为善的理性
论辩比我们习用的“万炮齐轰”更有价值和力量。这里且说张维迎。
自从2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刊出《经济学界“左”派“右”派握手》一文，报道在清华大学里召开“如何理性地反思改革”研讨会内容后，张维迎的两段话成了众矢之的。
这两段话，一是“张维迎则认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二是“尽管与会许多人反对，但张维迎坚持认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
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加入“讨伐”张维迎的行列，最大的顾忌是：这些话真是张维迎讲的吗？记者的报道是间接引述，这两段话都没有加引号，可见不是原话；就算他真的讲过这些话，针对什么，在什么样的具体语境下讲的？脱离了上下文，很可能是断章取义，歪曲了张维迎的原意。我们知道张维迎究竟讲了些什么，对他的批驳才算有的放矢，才算下笔严谨，才能尊重论敌。
就以上两个观点而言，既像张讲的，又不像他讲的。张维迎以精英自居，对民众特别是网民表示轻蔑，我曾多次撰文批评他的傲慢与偏见(拙文《两种傲慢都要不得》，保留在东方网我的专栏中)。但是，张维迎如果真的说过“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他用这样的“则认为”来反驳杨帆关于“以后的改革要通过人大立法，要公众讨论、民意测验”，岂不是太弱智了，怎么符合他的教授身份？第一，杨帆讲的是改革，是公共事务和决策，怎么能转移命题，与“(学术)观点”混为一谈？“观点”可以自认为正确，不妨坚持到底，公共决策怎么能不尊重民意？有血有肉有思维的民众毕竟不是机器，不是单靠指令就可以驱使的。第二，“正确的观点”，符合“科学”的观点，不是自封的，是要经过证明的，是要经过检验的，虽然不能用投票来判定一个“观点”正确与否。
关于第二段话，我想，张维迎讲的应该是，如果改革进一步深化，真正实行市场取向，由行政权力主导资源配置转型为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健全和完善法制，真正实行依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当然是当下享有种种特权和寻租机会的领导干部。这话有什么错呢？问题在于汉语没有过去时、将来时和现在时之分，而《中国青年报》上的表述含混不清，人们便认为上面那些话是张对既往和当下的评判。如果说以往和当下的改革是领导干部利益受损最大而不是工人农民，那当然是指鹿为马，为众论所不容。而关于“强调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既像他的观点又不像他的观点。说不像，张在讲国企改革时，似乎并不尊重工人的既得利益，对于将国企工人的“生老病死有依靠”“置换”成“下岗工人”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他似乎一点也不怜恤。说像，是因为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一直排斥民众对改革决策的参与，若仍然循此思路，“改革”确实改不下去，这是大实话。
我很希望看到张维迎的长篇大论，就像2月27日那天《中国青年报》刊出的对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的专访一样，给他充分表达的机会。这样对我们深入讨论是大有益处的。
中国的改革本来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意味着是探索，有试错，随时要反馈执行结果，有可能要重新选择到达彼岸的路径。所以，反思改革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系知名杂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