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针对当下“众声喧哗”的改革大讨论，有学者鄙其为“对改革帮不到忙，反起了负面作用”———童大焕先生在《东方早报》撰文批判了这种观点，认为大辩论、大交锋、大冲突是好事，体现了对不同见识和不同利益的尊重。他同时否定了学者孙立平“改革共识已破裂”的观点，认为改革不必要什么“基本共识”，而应追求“非共识”下的“和平共处”
，也即“共生”。改革应从强调“共识”到强调“非共识”下的“共生”。（见早报3月1日A15版）
我认同大焕“改革需要大交锋”的观点，但不认同他“改革要共生不要共识”的观点。我想问大焕先生的是，难道你想要共生就可以共生了？从基本的字面理解，共生，就是共同生存，既然涉及到“共同”，那就不是某个人某个群体一厢情愿的事，必须大家都接受“共生”才能实现“共生”。弱者当然想共生，可强者想“赢者通吃”不让你共生，你怎么生啊？所以要达至“共生”，本身就需要社会就“共生”达成基本共识，“共生”是一种最底线的价值共识。要“共生”不要“共识”的逻辑是荒谬的。
要知道，“共生”并非自然状态，强者的本性中总存在着吃掉弱者的冲动。要从弱肉强食的原生状态转化到“共生”的文明状态，社会必须就一些基本价值达成共识。举个例子，去年的王斌余案，王斌余何尝不想与包工头“共生”，老板赚大钱，农民工拿点儿血汗钱，大家不就共生了嘛，可作为强者的老板就是想通吃，拖着工钱不给，活不下去的王斌余只能选择大家都活不了了———因为缺乏一些最基本的价值共识，所以就共生不下去了。
共生，在相互依赖、共同生存中谋求整体性的发展，你有我有全都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当然是个好东西，可如果改革缺乏一些基本的共识，共生这个好东西就缺乏价值根基。有人可能会拿美国作例子，说美国人整天在交锋和辩论中吵吵嚷嚷分歧重重，不是共生得很好吗？别忘了，这些交锋正是建立在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共识基础上的，这些共识是：平等、自由、个人主义、宪政主义和民主。正如亨廷顿教授所言，美国历史上每一次激烈的争论，争论者都是围绕这些“建国价值”展开辩论的，“对政治体制的稳定产生的威胁不是根深蒂固的分歧，而是感情深处的共识”。每一次争论都源于———有人认为现实偏离了这些美利坚民族引以为豪的共识。
针对有人认为的中国当下改革的所谓困境，正在于他们认为改革共识已基本破裂。说真的，对当下众声喧哗的改革争论，我真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有人形容法国革命的场景，说“那全是帆，没有一根锚”，千帆竞渡的结果，使法国大革命堤溃水漫，一片汪洋。中国当下的改革话语交锋，精英说着精英的话，民众说着民众的话，分歧大得几乎不可通约。缺乏基本共识的结果必然是各说各话，互相不尊重对方的感觉，于是也就有了精英的寡头化和底层的民粹化。精英发言变得越来越有恃无恐，而底层民众则在话语劣势中强化了“受迫害意识”和“被剥夺感觉”，变得越来越激进、敏感和偏激。每个人口中说出来的市场和改革都不是一个意思，精英妖魔化底层民众反市场、反改革，而民众在“自我实现诺言”中似乎真有点儿反改革和反市场了。交锋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不是共生，而似乎在血拼。
无论你的价值评判如何，都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这种进展不仅仅在于财富的增长，也不仅仅在于社会结构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加速度的改革没有发生剧烈和颠覆性的社会震荡———改革何以能取得这种成就，很大一个原因正在于改革不断产生一些基本共识，无论是“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还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等，正是这些基本的共识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凝聚到了改革的大旗下。
如今，中国改革其实业已从最初人人受益的增量改革时期，逐渐迈进了损益划分日渐明显的存量改革阶段，这种背景下，原先支撑社会的那些改革共识已经失范，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认知失调期：人们都在思考，改革让自己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改革让自己与身边的人有了多大的差距，改革能让自己有一个美丽的未来吗？改革共识的破裂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改革的目标取向和改革的成果评价———改革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市场？教改、医改、房改成功吗？在这两个问题不取得共识，各自站在各处的利益立场上自说自话，改革就会因为社会价值的分崩离析而很难推进一步；另一方面，缺乏基本共识的争论只会把改革话语引向极端化，为极权主义和极端意识形态的滋生（极“左”或极“右”）提供土壤。
我想，如今共生诉求最强烈的，要算是那些弱势群体，他们期待能分享改革利益，哪怕别人吃改革的肉，自己只要喝点儿改革的汤———可强者和既得利益者不是这样想的，强者想恒强，既得利益者想获得更多的利益。在没有基本价值共识的基础上谈共生，就好像想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面提起，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改革话语的论争已陷入云山雾罩，这时候决策者的思维一定不能跟着乱，一定要在尊重各方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找到新的基本共识，掌好改革的舵。
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