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曾有明文规定：严禁医务人员收受患者“红包”和其他馈赠。然而，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医学教授、政协委员吴博威发出了不同声音：不必将“红包”概念负面化。现实中，很多病人在术后是出于对医生的感谢送“红包”的，“红包”也可看做医患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这种可利于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应被社会认可。
“红包”不可能
让医患关系更和谐
所谓收“红包”有利于医患关系和谐，这其实是在用现象来掩盖实质。从表面来看，医生收了患者的“红包”，或者接受了宴请，医患双方有说有笑，关系融洽；可是患者心里不定该怎么骂娘呢，怨气日积月累，互相感染传播，必将使医生的形象大打折扣，甚至被称为“白狼”。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股怨气就会在某人某事上来个爆发，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医患纠纷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社会转型期，有多少低收入者因病陷入困境？如果医生收“红包”的行为被合法化，难保不“蔚然成风”，尽管事实上已经是这样，但总算还有卫生部的规定在作为最后的底线。要是连这样的一条底线也被突破，贫困人口该用什么来“随波逐流”给医生送“红包”？如何能保证没有收到“红包”的医生对这个病人一视同仁，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了。依中国的国情来考虑，断不可容许“红包”合法化。医患关系的和谐，只有靠医德医风的不断进步来实现，而不是靠什么手术后的“红包”。要保证医德医风不断进步，强有力的法规和制度必不可少。（娄献忠）
医生应视“红包”
为职业羞辱
医者父母心，把病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竭尽所能地挽救病人生命是医生的份内之事，“白衣天使”的职业称呼是社会赋予医生最高的荣誉。而在当下中国，医德已经严重滑坡，利用信息不对称的职业优势对病人进行吃卡拿要的“白狼”越来越多，人们对医德的预期已经越来越低：不指望能被善待，只要不被虐待、少开点高价药就谢天谢地了——如此低的预期下，如果遇到了哪个医生稍微对病人好一点，病人会轻易被感动，一激动就掏红包了。所以，送红包并非真正的谢意，而是评价底线下沉的一种反应。这种情况下，拒绝红包才是医患情感交流的最好方式，医生通过拒绝来提升被低估了的职业操守，来捍卫一个职业的道德尊严。
患者主动送红包还有另一种背景：即在医界已经形成了医生向病人索要红包的潜规则。面对医生“掌握一个人生命”的职业强势，病人只能无条件地顺应和依赖这种潜规则，以致到了“如果不送红包就觉得心里很不踏实”的程度。（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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