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铭生
卫生部曾有明文规定：严禁医务人员收受患者及其家属的“红包”和其他馈赠。然而，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主委、山西医科大学教授吴博威发出了不同声音：不必将“红包”概念负面化。现实中，很多病人在术后是出于对医生的感谢送“红包”的，“红包”也可看做医患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这种可利于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应被社会认可（《南方都市报》3月3日报道）。
为了佐证“收红包医患关系更和谐”论的成立，吴委员一是称在日本，很多病人手术后会当着其他人的面给医生送“红包”，送“红包”的人越多，医生越自豪，这是他医术的体现；二是称医生受“红包”，是促进医患情感交流、和谐发展的一个载体。我们姑且不论吴委员这个观点的对与错，但我特别注意到吴委员的另一个身份——山西医科大学教授。作为来自医学领域的吴委员为“红包”正名，在此，笔者不妨先做个假设：倘若“收红包医患关系更和谐”论成立，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如何？
镜头一：在X医院，一位老者即将推进手术室，操刀大夫对病人说：“爸，你得给我‘红包’。”老者骂到：“你这龟儿子，给老子动手术也要‘红包’？”医生说：“我收‘红包’已经收习惯了，你不给，会败坏我的情绪，影响手术效果。”
镜头二：在XX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校园里，每天学生络绎不绝地向老师送“红包”，一位位老师一边收着“红包”，一边喊：我收“红包”，我自豪！我收“红包”，可以促进师生间的感情交流，也是体现我教学水平高的体现。
镜头三：在XX出租车、公交车、长途汽车、火车、客机上，司机（机长）一边收着“红包”，一边喊：我收“红包”，我自豪！我收“红包”，可以促进我与乘客间的感情交流，也是体现我驾驶水平高的体现。否则，我会因过于惦记“红包”而分心，要是把车开进桥下，或者飞机从天上掉下来，那不怨我！。
镜头四：在XX机关、企事业单位，一级级大小领导一边收着“红包”，一边喊：我收“红包”，我自豪！我收“红包”，说明我群众基础好，感情深，与老百姓打成了一片；说明我管理有方，工作成效显著。谁若不给领导送“红包“，说明下属看不起领导，说明下属是单位里的“不和谐”分子。
镜头五：一老百姓到XX机关办事，机关人员一边收着“红包”，一边喊：我收“红包”，我自豪！我收“红包”，说明老百姓相信我，说明我的办事效率高，切实做到了执政为民，也实现了我的自身价值。
……
于是乎，“红包”人与人之间成为感情交流必不可缺少的一道程序，蔚然成风。但是，“红包”真的能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润滑剂”吗？倘若“收红包人际关系更和谐”论成立，那么，会有更多的病人因为给医生送不起“红包”而看不起病，阻拦在医院门外，当然，“红包”也会像有毒的细菌，在社会每一个角落滋生、蔓延，吞噬掉人们的良心、良知，腐蚀、摧毁法制、道德、制度与原则的大厦，将社会所有的关系嬗变为庸俗的金钱关系。倘若，各类社会关系只是靠金钱关系来维系、支撑，这个社会、民族和国家，与沦落也就近在咫尺了，还谈什么“和谐发展”呢？
“收红包”有利于医患关系和谐发展，一派胡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