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创造好消息

　　-夏仕应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节制且保守的英国人习惯了了无波澜的生活，于是创造了这句谚语。在国家层面上，那里的人们更遵奉于既有的习惯和制度安排。自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以来数百年的政经博弈所形成的稳定格局，催生了民众面对均衡时的懒惰，政治参与、经济自由和社会公正就像空气一样平淡而不可或缺。

　　不过，对于身处变革之中的中国来说，没有好消息总是让人感到沮丧，因为落后的经济改革起点、改革前扭曲的经济结构以及改革中的政策缺陷，留下了太多的制度性漏洞。正如吴敬琏日前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6年会上所言：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已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

　　外观的平静多少会掩盖那些迟早会爆发的坏消息，这些坏消息的出现仅仅取决于这些漏洞的随机分布率及其与社会现实的冲突程度。只有好消息能够缓解人们的焦灼感，因为好消息不断传递着矫正资源配置扭曲的信息，昭示着中国这一大国为走向繁荣所做出的努力和对最广泛利益的尊重。

　　也许，在哈耶克及其追随者看来，作为自发秩序的市场是好消息的唯一源泉。而中国及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一再表明，政府也经常是好消息的制造者。从世界范围来看，在特定的文化传统和趋于完善的民主机制下，政府政策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要件，而当这些政策能够恰如其分地对倾斜的社会天平做出审慎的、有效的回应时，和谐的经济增长应是题中之义。

　　与政府政策回应的审慎相比较，大众的敏感和不安使我们依稀看到了一个稚嫩的公民社会。人们迫不及待地在各种公共空间重复自己的观点。2004年到2005年期间，爆发了关于中国改革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当向何处去的大争论。这足已证明，认真反思我国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分析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和明确今后的方向，就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狄更斯《双城计》中有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对于亲身经历中国26年改革的人来说，谁没有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最好，什么是最坏”？至少，我们经历的时代令人难以忘怀。而在大多数社会成员看来，这个时代在向现代文明大步迈进的同时，与“公平”这一社会的终极诉求已渐行渐远。

　　急速的社会变革正在消磨人们的耐心，经年积累的矛盾难免会以各种端倪浮出水面。此种情况下，通过财富再分配寻求迎合多数人的调和方案，无疑既省时又省心，同时也符合“政治正确”，但这种再分配体制无助于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和信息处理机制。

　　事实上，在再分配与束手无策之间，政府可以制造一些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有利的好消息。政府应该致力于帮助社会成员获得实现价值的能力，这种价值也许只是个体的温饱和免受别人的侵害；政府应该致力于构建“人生而平等”的

　　在此基础上的和谐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中国平稳实现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小弗里德曼深谙其中的道理，他形象地指出：变动中的社会如同前进的自行车，只有经济增长的助推才能维系其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社会进步是一个促进经济增长与时间赛跑的过程，而不断创造好消息，削弱不合理的体制弊端恰恰最为关键，因为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红利保证了公众的社会参与性，并促使坏消息不断地被好消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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