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宸这下慌了。一场“换籍风波”，将这位美丽的棋后卷入了漩涡，弄得30岁生日也无心庆祝。风起于“诸宸要代表卡塔尔参加亚运会”一事，一阵子沸沸扬扬之后，诸宸赶紧声明：“我这次并非换国籍，但新闻都误解为我换了国籍，而是代表卡塔尔棋协参赛，这是两码事。当然，我不否认，将来换国籍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因为两个国家只能选择一个国籍，如果真要这样选择，那也不是没有办法的事。”她说网上的文章她不想看，也不敢看；她还说：“很多事简单说说不清楚，但我只想和丈夫团聚。”(3月14日《都市快报》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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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宸远嫁卡塔尔，与她的棋手丈夫穆罕默德情深意笃，而且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结婚6年来，聚少离多；对国际象棋的爱、对丈夫孩子的爱、对父母亲人的爱、对“国家荣誉”的爱，显然不能“两全”“三全”“四全”。现在的问题是，在公众的视角中，如果她加入外籍，就意味着对国家的爱“大打折扣”了，甚至在有的人心目中还有“叛国”的味道——就是你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要了。“忠孝不能两全”中，“道德呼声”必定是“弃孝而尽忠”的；因为“国家荣誉”在许多人心中就是“至高无上”的。这对诸宸构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所以她在无奈和焦虑中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形：“以前我曾听说过，摩尔多瓦有名棋手嫁到法国，法国允许两个国籍，摩尔多瓦就特批了两个国籍，我曾经想过，将来能有两个国籍更好。”
如果不能、不可能“特批”双重国籍，那么，诸宸最终只能作“惟一选择”，如果她选择卡塔尔籍，就错了吗？
没有错！这是一个公民的权利，这是一个公民的个人权利，是一个公民个人的合法的权利！只要这个公民的权利是合法，那就是神圣的，而这种神圣的权利从本质上讲并没有与“国家荣誉”相违背、相冲突，从最简单的层面看，她代表卡塔尔出战赢得荣誉的话，同样拥有“国家荣誉”。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人都是地球人，他或她从根本上说是属于地球的，而不是属于“国家”的。“国家”从本质上说是“人”的“保护神”，而不是“人”的“篱笆墙”。
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究竟构成什么关系的问题，易卜生在他的戏剧中，曾经有过鲜明的表达。胡适的概括是：“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1888年，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道：“知识思想略为发达的人，对于旧式的国家观念，总不满意。我们不能以为有了我们所属的政治团体便足够了。据我看来，国家观念不久就要消灭了，将来定有一种观念起来代他。即以我个人而论，我已经过这种变化。我起初觉得我是那威国人，后来变成斯堪丁纳维亚人(那威与瑞典总名斯堪丁纳维亚)，我现在已成了条顿人了。”所以，胡适认为，到了易卜生临死的1906年，“一定已进到世界主义的地步了”。
狭义的爱国者与世界主义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前者没有世界的眼光、全球的眼界，后者把世界大同看成是人的权利与人的本身真正的欣欣向荣。当我们心中装着整个世界的时候，对于一个小小的具体的人换一个居住地、换一个国籍，又算什么呢？而在国家之下、维系于个人能力的“国家荣誉”，譬如诸宸凭借她的天才般的棋力所赢得的“国家荣誉”，又算什么呢？真正的公民社会，公民的权利是“比天大”的，那么，“天”难道不比“国家”大吗？
西方现代文明早已给东方的古老国度送来过不同的理念：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契约关系；既然是契约关系，那么它所遵循的同样是市场上平等交换的原则。陈独秀云：“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所以，在个人权利和国家荣誉之间，如果不可“得兼”，后者必须为前者“让路”。如果硬要诸宸保持“国家荣誉”、强化“为国争光”，那么，就不是给诸宸变换国籍“堵路”，而是以你的实力和魅力吸引她的丈夫穆罕默德奔中国来，加入中国国籍——尽管这样做没有任何的本质意义。
写到这里，再看看这位美丽的弱女子所说的话：“我想还是要向大家道个歉，如果我伤害了大家的感情”，我已潸然。我不能代表他人，但我代表自己，对诸宸说一句良心话：是“大家”伤害了你的感情，应该“大家”向你道个歉！作者：徐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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