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北京编辑）
对于当下社会领域诸多难题的解决之道，不少代表委员甚是青睐“高薪”。刚有政协委员建议，对执法人员实行“高薪养廉”以消除执法经济，又有委员建议以“高薪养医”遏制医生吃回扣行为：在取消药品加价降低医院药房药品单价的同时，为补偿医生付出的技术性诊疗劳动，物价部门应该为医院加设一个收费项目——“处方处置费”。（3月13日《新京报》）
对这个建议，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立即回应称：早有此意，但去年拟在两省做试点时被驳回了。在虚高药价和其他诊疗花费没有降下来的情况下，老百姓担心“处方费”成打狗的肉包子——我想老百姓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当下许多领域都流行着“高薪养廉”的论调，我害怕会帮助某些掌握着话语权优势的群体，对公共财政形成倒逼和勒索，其实，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出在“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上，约束权力应该成为最基本、应先行的治理之策，当穷尽了诸种约束权力的制度手段后，方可考虑以高薪进行疏导。
反腐败也如此，“权力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腐败”是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治理腐败最基本的理性。要约束腐败和促进廉洁，用不着寻求其他什么路子，先把这个最基本的制度落到实处。待穷尽了“约束权力”的手段、权力得到有效约束后，再考虑其他制度创新。否则，再美好的设想，也会被绝对权力本身所耗散。
公车改革的初衷也是想以“补贴”养廉，但如果某些官员权力没有先行地得到约束，就可能会导致补贴的异化：公车私用未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变相为许多人加了工资。高薪养医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如果医院和医生相对于患者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约束，旧的收费由头去不了，“处方费”又会成为高收费新的由头。
之所以要先穷尽“权力约束”的所有手段，还在于“高薪养某”的不可预期性。以约束权力来治理腐败，这是为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了的最有效的方法，也是一种基本共识——无论如何，其结果是可以预期的。而“高薪养某”就不一样了，以较高的薪水来养廉，这只是一种观念形态的理想，缺乏实践的证明，也缺乏严密的论证，理论界对其有效性的争议还非常大。治理社会问题，还是要优先寻求那些实践靠得住、结果可预期的制度，靠不住的制度，待“靠得住的制度”穷尽之后采用也不迟。
所以，再有人呼吁“高薪养廉”、“高薪养医”时，我们就可以问，是否已经穷尽了那些靠得住的制度手段？谁又能保证高薪不会成为有去无回的“肉包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