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智慧与中国经济改革

　　赵晓

　　究竟如何看待中国改革

　　当前，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中国民间有许多人从当年对改革的纷纷赞成转向一定程度上的质疑或者冷漠的心理状态。

　　中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在国际上是有公认的，国际上对于中国改革(国际上一般称为“转型”)成功的研究不断升温。比如，研究计划经济最富盛名的前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对中国“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的关注就是其中的代表。另一位经济学大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有人让他对比中国经济与印度经济时，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印度经济与中国经济不可相提并论，印度要向中国学习。

　　与国际上的高度评价形成对比，国内人士包括经济学家在内对中国改革的评价都有所保留。比如，一位老改革家和经济学家就认为，称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实际上不够格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以及政府改革都还没有完成，好比“三大战役”还没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能够成立？当然，最激烈批评中国改革的还数香港学者郎咸平。

　　当前，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中国民间有许多人从当年对改革的纷纷赞成转向一定程度上的质疑或者冷漠的心理状态。例如，

　　究竟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改革究竟该如何前行？

　　检讨经济学智慧对改革的影响

　　在消解传统意识形态方面，经济学的确在中国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最大的显学的一大特殊原因。

　　当前，对改革的不满导致近一段时间以来网上网下对“主流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热辣批评，也许在一些网友的心中，经济学家与中国改革关系密切，理应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负责。

　　其实，正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曾经说过的，就算把全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枪毙了，估计中国改革还得照样搞。显然，历史和现实都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中国改革自有其内在的演进约束和道路选择“规律”，经济学家只是运用经济学智慧适时地提供了一些“转型知识”而已。

　　但是，这种智慧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检讨经济学的智慧对于中国改革的影响并总结经验教训有其必要。

　　众所周知，改革有三个基本约束条件:权力结构的约束，意识形态的约束和知识的约束(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经济观察报》2006年3月13日)。显然，对于上述三大约束，经济学家能起到作用的，一是从专业的角度提供改革的知识，解决知识约束问题；二是普及市场经济知识，改变大众偏好或流行偏见，消解传统意识形态。至于权力结构的约束，经济学家插不上手，能做的是比较改变权力的不同方式的成本，提出赎买权力等主张。

　　在消解传统意识形态方面，经济学的确在中国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最大的显学的一大特殊原因。比如，经济学家一再告诉中国人，市场可以建立在自利人的基础上，每个人追求自利社会反而可以导致最优，这破解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公无私”理念。经济学除了为个人追求私利正名外，还在股份制以及股票市场的非资非社性、国有资产的可买卖性以及民营经济的合法性方面为中国的市场经济鸣锣开道。

　　有海外经济学家批评中国经济学家不够格，依据是中国经济学家在国外发表专业论文不够，但却忘了需求决定供给的常识，中国最主要的需求不是阳春白雪的象牙塔论文，而是市场经济知识的普及以及起码的尊重。

　　但是，25年来经济学的普及也有其不足，最主要的是中国经济学的吸收传播过程中，过于忽视了经济学自利人假设的西方伦理背景，忽视了经济学的伦理来源和资源，致使“义利之辩”从当初的重义轻利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只讲利不讲义(参见拙作:《经济学是否在中国不慎扮演了厚黑教主的角色》，载《互联网周刊》2004年6月)。

　　经济学家对改革建言献策的功过

　　经济学对中国改革的最主要贡献，是一点点地为中国找到了市场化、全球化、比较优势、竞争与地方分权这样一些根本性的方向以及重要的改革方略。

　　经济学家在对改革本身建言献策方面功过又如何呢？大概应该是“七三开”，即功者70％，过者30％吧。

　　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最主要贡献，是一点点地为中国找到了市场化、全球化、比较优势、竞争与地方分权这样一些根本性的方向以及重要的改革方略。

　　也许后人会忽视吴敬琏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但吴的贡献却是后辈经济学家们很难超越的，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理念薪火相传以及中国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他扮演了最为重要的理论建构作用。后辈经济学家也可能忘记王建是谁，但早在1987年王建就提出了“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成为中国走向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此外，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放弃赶超战略，趴下身子来以“世界工厂”的角色融入国际分工，钱颖一、张维迎教授及天则经济学家们对转轨经济学“地方分权及其导致的竞争”的重要论述，也对中国改革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检点经济学的智慧对于中国改革的影响，还有许多个层面。例如，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从“帕累多改革”与“卡尔多改革”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农村改革和其他改革；从“渐进式改革”与“休克疗法”的角度比较了中国与东欧改革；从“最优”与“次优”的理论及时总结和分析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特区发展等局部改革经验；从路径依赖和制度相关角度比较了产权改革与竞争关系；从“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比较的角度，中国经济学家已经从经济改革深入到政治改革的探讨；通过从伦理学角度比较中国与美国市场经济的不同，中国的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改革中的伦理资源的不足，等等。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的确融会了许多经济学的智慧，尤其是当这些智慧成为年轻官员的共识和社会的常识时，其所起到的作用就更是能够看得见。

　　经济学家在建言献策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不足。比如，经济学家比较重视地方分权带来的竞争，以及因此所导致的地方发展经济的激励作用，却忽视了在缺乏权力监督和制衡的情形下，地方官员很容易将手中的大权进行“廉价投票”，从而令权贵资本、公共悲剧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出现，可以说，当前房价的疯涨、环境的破坏以及在国企改革、公共工程建设方面权钱交易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都与上述跛足的增长机制有关。再比如，经济学家曾就扩大内需向政府提出“利息税”以及对教育、医疗、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分流居民储蓄的建言，其中有些其实是错误的(如利息税)，有些方向未必错误却忽视了配套改革的进行，致使改革蒙尘。

　　经济学建言献策的失误原因有几个，一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知识本身不充分。事实上，经济学的知识并不完备，仍在发展之中。诺斯在1997年的文章中就说过:“只有少数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创造市场所必需的制度条件，因为其他人简单地视制度为当然”。显然，经济学知识的不完善是经济学建言出现漏洞的重要原因。二是经济学家们混淆了最终目标与转轨过程。自由化、稳定化和明确的产权制度化这些方向也许都很好，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过渡，而在这个问题上，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索罗在1990年说的那样，并没有人告诉你转轨应该怎么走。三是中国宽松的公共决策及言论环境仍有待形成，在这过程中，公开性、程序和有效的争论都有待完善，因而官员们可能只取某个经济学家的片言只语，而无法保证科学决策的形成。

　　对未来改革时局与选择的建议

　　改革需要注重相关利益者的利益，保证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有更好的透明度、开放度和社会参与，从“内部人主导型”转向“社会参与型”，这将是重建中国改革动力的关键所在。

　　总体而言，大多数的中国经济学家均来自“草根”，有着丰厚的基层生活经历，即使“海龟派”中对改革有影响的往往也有过“草根”经历，他们普遍不如哈佛的杰佛里·萨克斯那样精通数量分析，也不如他能在国际一流的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学家也没有萨克斯那样的“致命的自负”以及铸下“休克疗法”的大错。

　　时至今日，20多年转轨经济学和政策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反省就是，不改革很可怕，但进行了半吊子改革或缺乏平衡与配套的改革后停下来，比不改革还要可怕，所以仍然需要推进改革。对于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中国改革，相信经济学智慧提供的转轨经济学知识必定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在改革时局与选择的具体问题上，笔者想强调以下几点:第一，从当前及未来几年看，中国改革的局面将变得日益严峻，事实上中国可能面临周边经济、社会转型都在加速的国家的“第二次包围”，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加快改革来消除风险。第二，必须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避免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令改革收益递减甚至出现负收益的效应，尤其是要防范权力资本导致改革被扭曲以及收入两极分化现象。第三，政府要从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通过公共产品、设施和服务的建设来保障社会公平，使效率与公平能够更好地兼顾。第四，改革需要注重相关利益者的利益，保证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有更好的透明度、开放度和社会参与，从“内部人主导型”转向“社会参与型”，这将是重建中国改革动力的关键所在。

　　作者简介:赵晓 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企业改革以及市场制度的变迁；主要论著:《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挑战》、《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向》、《1998－2000中国通货紧缩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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