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二十八年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已经使中国摆脱了“均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巨大的“经济蛋糕”由于分配不公的种种原因，使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不断出现由于阶层分化和利益博弈的局面，加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问号，而使得以贫富差距为显性特征的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因此，全社会通过近两年来的反思改革思想洗礼，站在十一五规划的新起点上，“要让所有人都分享改革成果”的国家宣示，注定了“蛋糕”该由谁来分的问题就必然成了从新凝聚改革新共识和继续深化改革必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反
之，已经被撕裂的改革共识将会变成阻碍继续深化改革的绊脚石，原本就缺乏理论支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将难以获得广泛认同。
中国巨大的“经济蛋糕”，是与经济学家这个群体的功劳密不可分的。从市场经济发展的战略角度上看，经济学家这个群体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中，之所以能够成为做大“经济蛋糕”的“主流”力量，毫无疑问，这给市场经济发展的改革目标诉求是一致的。至于说经济学家这个主流群体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犯有这样那样的过错，以至于因经济原因而造成诸多的社会问题，应该客观宽容地理性分析，而决不应该情绪化地口诛笔伐。愚下认为，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家，不能让他们承担太多的政治责任，这是社会分工的一种必然理性。经济学家更多的是研究和提供有关经济发展的学术观点与经济手段，至于说是否采纳和运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学术观点与经济手段，是否因“经济飚车”而造成不良经济后果和社会矛盾，那都是应该由政治和政府来判断的事情。因此，人们在审视“经济蛋糕”分配失公的原因时，更多的应该把责任分担在政治原因和政府原因身上，这才是对社会分工的应有认识态度，也是全面认识中国社会矛盾的成熟姿态。
审视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一五规划》，用“要让所有人都分享改革成果”的国家决心，就是缓和社会矛盾和重聚改革共识的“蛋糕”分配信号。那么，“蛋糕”该由谁来分呢？毫无疑问，应该由法律学家群体担当此任。可以预料的是，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法律学家将会走向前台，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新“主流”。愚下认为，建设法制社会，首先离不开的是法律学家的社会责任与倾情奉献。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国情面前，怎样保障法律学家成为未来改革的社会“主流”，首先需要的是政治学家和国家政府的让度姿态，换言之，司法能不能独立？就成了“蛋糕”能否公正分配的保证，也就成了中国未来继续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有人说，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法制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百上千的各类法律也是显而易见的，难道说法律学家群体还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吗？不错，法制化的进步有目共睹，法律学家的功劳皆为人知，但遗憾的是，人们却忽略了中国法制化进程的致命弱点。首先，由于中国司法没有取得独立地位，受制于政治控制几乎无法提供有关解决社会问题的独立学术研究和解决手段。君不见，无数的法律法规几乎都不是由独立的立法机构完成，而是由与各种法律法规相关的政府机构或者相关的利益团体执笔起草完成，最后交由一种形式化的程序来完成立法，这种现象很难说法律法规不夹带政府机构或者利益团体的私利。这样的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法规很难说考量到社会的公正需求。其次，由于执法机构没有独立的执法地位，长期以来中国的各种执法机构往往都受制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控制，无数的不公正执法现象已经严重地损害到了法律本身的威严和政府的形象。其三，正是由于司法体系没有独立的地位，也才使得中国的法律学家无法进入社会发展的“主流”位置。所以，尽管法律学家表面看来在改革开放中并未缺位，但是，司法体系的非独立性却掩盖了法律学家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流”作用，同时也就遏制和削弱了法律学家分配“经济蛋糕”实现社会公正的力量。这也是中国社会矛盾丛生的主要原因。
政治、经济和法律这三架马车的分工合作，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政治驾车，经济飚车、法律控车，一个都不能少。政治也是政府掌握用来平衡社会矛盾的“公器”，不能单单服务于经济，还必须让度于法律，尽管经济能够做大“蛋糕”，但是，分配“蛋糕”的权力必须要由法律来完成。只有这样，构建和谐社会才不会是画饼充饥。因此，为了“要让所有人都分享改革成果”，重建“公平优先，共创效率”的发展模式，期盼法律学家成为社会“主流”并且分配“蛋糕”，理所当然就是社会的明智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