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种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迅速发展并不为所困。刚结束的普京访华成果丰厚，中俄在油气资源贸易和核能合作开发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突破。接下来今年内中俄元首还将有四次会晤。两国边界问题彻底解决之后，中国与俄罗斯已经建立起相当层次的互信。
这种互信的基础首先在于两国在寻求世界多极化方面有着共同的追求和利益，同时
，这种互信也建立在双方良好的理解之上。这比起单纯的双边贸易需求要更重要。当代中国与俄罗斯的相互理解，最重要的沟通点在于各自建设市场国家的独特试验，双方不仅可以从对方的实验中吸取经验，而且互相支持对方对国家建设诸项议题的独立探索。这种互动以前中国与前苏联之间也有过，现在的互动有了崭新的内涵。
中国与前苏联几乎同时开始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进行综合性改革，但后来转轨路径大相径庭。人们多有对中国与俄罗斯发展路径优劣的对比，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转轨路径的自我调整方面不谋而合。
制度转轨无疑是高风险的事业，无论它是休克式的，还是渐进式的。建设市场国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的路线图，中国庞大工农群体的基本国情，俄罗斯的联邦结构及休克疗法之后的社会失衡，都需要有因地制宜的政治战略。对于俄罗斯而言，转轨最大的风险莫过于俄罗斯在前苏联裂解的基础上进一步裂解(丰富的能源使俄罗斯民生问题的解决变得容易)；而对于中国而言，转轨最大的风险莫过于放任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如果这两个国家与时俱进，及时针对各自的“转轨期综合征”进行有效调整，则世界格局会继续保持某种均势。或许是天意，世界格局仍然在沿着多极均势的方向发展，其中非常关键的条件就是中俄两国都显示了自我调整的政治能力，这两个国家都有希望持续稳定地发展和崛起。
俄罗斯的休克式转轨造就了一个尾大不掉的寡头阶层，车臣问题亦久悬不决而可能成为新一轮解体的起点。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班之后，渐次地对这两大问题施以铁腕手段。一方面，普京首先整顿军务，坚决地打击车臣分裂势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民意大振。第二任期内普京开始相对增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坚决打击企图染指国家核心权力的寡头，在他看来，与其让那些没有政治德性的寡头占据经济垄断地位，还不如把这些垄断权力收归国家，而这也得到了绝对多数民众的支持。普京及支持他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换届选举中取得了遥遥领先的优势。美国对普京几乎所有的主要措施都有所批评指责，但对于俄罗斯的重新崛起而言，这些措施的成效明显；叶利钦在最近的回忆文章里亦指出，他选择普京没有错。
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则积累了社会差距急剧扩大的问题，中国执政党亦坚决地开始改革的自我调整，强调建设和谐社会，运用公共财政手段，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改善城市民生的各种综合建设。这种种改革调整必须动用政府主动的调节能力，有时难免会有不合市场化教条的一些批评。不过，执政党种种关注民生的政策获得了极高的民意支持，对于中国持续稳定的发展也非常必要，因而将来一段时间内，政府的必要作用将需要持续地被强调。
对于乐见此景的人而言，这些调整则让人看到稳定崛起的希望。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俄两国能够对各自的市场国家建设保持足够的敬意，有着充分的理解，因此也就能够互相支持。例如，俄罗斯会支持中国捍卫国家统一，中国亦会支持俄罗斯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车臣危机等内政问题。
这是中俄两国大力发展友好关系最重要的政治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两国的经济贸易空间才会越来越宽阔。换了另外的国家，如果没有这种政治基础，即使有相当广阔的贸易空间，人家也会视而不见。有这一相互理解和声援的基础，中俄互办“国家年”活动也会发挥更有效的沟通作用。
不妨期待中俄关系繁荣期的到来。由于它对世界均势的建立有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因此也同时具有了深刻的世界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