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勇
经济学家讲理性至少是一种分工上的需要。否则，评价问题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维度
近日，北大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同时还接受了记
者专访。该文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不能囿于自身利益，考虑整体利益；不能盲目追求理想境地，要考虑可行性；不能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不能纠缠于过去，要向前看，着眼于发展。在专访中，张维迎还表达了一个很具个性的观点：讲策略是政治家的事，不是学者的事。
显然，上述言论是张维迎对此前在清华发表“补偿次序论”（首先应该是干部，其次是工人，然后是农民）和“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论”作的说明和补充。但张维迎的文章甫一发表，著名杂文作家鄢烈山先生就立即撰文批评张维迎是在用经济学家的理性排斥公众的直觉。
老实说，笔者是赞成张维迎先生的绝大部分观点的，尤其是他关于要理性地思考中国改革的呼吁。虽然，研究经济学的人都同意好的直觉绝对是无价之宝，可是，如果仅有直觉就足够了，还要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研究做什么呢？
首先，理性和直觉之间的区别自不必言，并且，还可以进一步确认的是，追求理性是经济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强调理性则是经济学家的价值体现。这样来看，经济学家讲理性至少是一种分工上的需要。否则，评价问题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维度。
当然，理性并不一定就真正比直觉来得高明合理，但这是另一回事。鄢先生说美国总统最终拍板，靠的还是他的直觉；可是张先生在文中也已经明确指出：经济学家的理性思考和政策建议是两回事。很少有哪个政策是完全按照某一派学者的主张制定的情况，即便这个学派的观点是完全合乎理性分析标准的。就连鄢先生也注意到，凭借“直觉”拍板的美国总统也需要一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因而，对于整个社会或决策过程来说，直觉和理性应该理解成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显然，经济学家正是理性分析的供给群体之一。
其次，我也同意张维迎指出的我们更应该从理性出发来思考改革。在当前的改革讨论中，有相当部分人只重目标，不重过程和手段；很多时候，大家批评很多，可行的建设性意见却很少。以废除户籍制度为例。大部分中国人会同意废除户籍制度，但是，如果仅仅取消户籍制度，而不改变与户籍制度相关联的城乡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制度安排，这样的户籍改革恐怕只具有象征意义。
现实中，制度变迁中存在显著“路径依赖”的惯性，因而，很多时候达不到最优状态，而只能退而求其次。正因如此，户籍改革必定只能走一条渐进有序的放开之路。同样，在“路径依赖”状态下，寻求制度上的飞跃也是不现实的。进化论告诉我们，“自然界不能飞跃”（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语），同样，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在很多时候也是如此，尤其是和平建设时期。
总之，在笔者看来，学者强调理性符合自己的本分，并且，在很多时候，我们必须用这样的理性思考和指导我们的改革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