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飞
备受争议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以下简称《促进条例》）近日正式获审议通过。自此，国内首部改革创新法正式出台，也即意味着从此深圳改革创新者出现失误，在一定条件下将免予追究（昨日《新京报》）。条例的出台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创新，有创新自然会有争议，我们应当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试错条例”和“免责条款”。但是，我们还需要明白一个常识：有些责任永不能免。
在我看来，《促进条例》中的“免责”应当限于免除行政上级的问责。在行政体系内，下级有忠实执行上级指示、遵循行政惯例之责，否则将受上级问责。改革创新难免要冲破行政体系内的种种条条框框，更难免与上级的意见相左；如果不能保护改革者免于过度和不当的行政问责，势必阻碍改革创新的步伐。
不过，政府及其官员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公众问责是不能完全豁免的。宪法和法律制约着政府的权力、规范着官员的行为，一旦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违反宪法和法律，必须承担法律规定的否定性后果。《促进条例》是地方性法规，其效力远低于宪法和法律，并不能保护政府及其官员免于宪法和法律的问责。
此外，政府及其官员还必须直面社会公众的问责。改革是一项公共工程，政府官员不过是受公众委托的代理人。即使政府官员在改革创新中毫无私心、一举一动依法合规，如果改革创新的结果令公众失望，政府官员就不能面对公众的指责诟病无动于衷——出于道义或迫于压力的引咎辞职就是不容推卸的责任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