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真话”预留了多大生存空间？

　　28日刚看完央视报道的原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李文娟的遭遇，今天又看到目睹王建民死在同仁医院全过程的北京王府井大街派出所保安祁利刚因为出庭作证而被辞退的新闻（3月29日《新京报》），一个痛苦的提问开始盘亘在我的脑际始终不愿离去：我们的社会究竟为“真话”预留了多大的生存空间？

　　李文娟因为举报自己单位人为少征税款等违法违规问题，遭到打击报复，被两度辞

退，并被劳动教养一年，至今依然没有工作，其老母亲差点被吓死，儿子遭遇了童年人不能承受之痛，性格变得特别孤独，李文娟本人一度想到自杀。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已经亲口承认，如果再让她选择，她不会再举报了。

　　而祁利刚呢？出于良心的不安和起码的良知，为痛苦死在医院而无人问津的农民工王建民作证，等待他去面对的就是丢掉饭碗的结局。选择生存还是选择良心——仅仅是说一句真话，就必须面临如此沉重的选择。

　　我很诧异，举报单位腐败，不是被写到《公务员法》里去的公务员基本义务和权利之一吗？保护病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难道不是医院保安的基本职责之一吗？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机制会鼓励每一个人都去敷衍塞责，都去玩忽职守呢？法理何在？正义何存？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谎言国里，人之初时我们原本只会说真话，真诚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动物本性。可是一旦我们开始在社会染缸里浸染，我们都开始说谎话了，上到统计数据、官员政绩，下到邻里街坊、父子兄弟，整个都是谎话连篇。大贪官无时无刻不在高谈反腐倡廉，官员对百姓许愿时他们自己都不信会有实现的一天，明明污染得不行偏要说是“管道维修”，明明贫富差距已经突破合理限度偏要说社会公平。

　　社会对真话的定向打击是显规则，讲真话将面临的代价都是“想得到”的，而那些说真话的人遭遇的悲惨也都是“看得见”的；社会对谎言的热情鼓励是潜规则，虽不能公开听到鼓励说假话的言辞，但是人们能从谎言得到的掌声里听见，也能从谎言得到的奖赏里看见。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保护举报人”的文件政策不敢相信，对“整死你”的高官诳语却不得不信；权贵要求的伪证我们不得不做，微小的良心只能拿去喂狗。

　　“敢于说真话”常被作为美德拿来教育国民，这印证了真话在我们时代的极度稀缺，和假话在我们时代的极度泛滥。可仅仅一个“敢于”实在是太沉重了，因为紧跟“敢于”的将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打击报复，是生存的痛苦，乃至生命的威胁。选择真话也就选择了苦难——个人不顾小我之悲用良知支撑起的真话空间是非常有限而且脆弱的。因此，“敢于说真话”在成为一种国民素质要求之前，更重要的是成为一种机制的保护。

　　驱除谎言，必须从保护真话开始。让说真话的人生活得幸福，本身就是对假话发生的一种遏制。而意图保护所有的真话，首先又应该从保护引起广泛关注的真话开始。只有政府和社会能够保护好一个又一个的李文娟和祁利刚们，真话“再生”的朝霞才会在东方的天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