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歌
广东美国商会日前发布的《中国广东和珠三角地区经济情况》报告指出：广东和珠三角地区的营商环境大为改善，依然是外国公司投资选择的主要地区。这份基于广东美国商会问卷调查形成的报告还披露，有90%的外资公司对珠三角地区营商环境的描述是“好/可以接受”、“非常好”甚至是“优异”。（《广州日报》4月3日）
开放初期，广东和珠三角地区之所以能大量吸引外资，凭借的是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时移势易，原有的优势如今部分已逐渐丧失，再创优势才能继续领先发展。据广东美国商会的报告披露，接受调查的外资公司认为，中国政府对公司的监管问题是未来发展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报告所指的政府监管，包括法规、税收和行业规则等，实际上涵盖了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
外商关注政府监管，说明影响其未来发展的首要挑战不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障碍，而是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体制障碍。对于转移生产地的加工企业来说，成本几乎是惟一的动力；而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要素成本只是投资选择的原因之一。跨国公司之所以对外直接投资，是基于其拥有的企业资源优势，包括对某种技术的垄断、独特的产业组织形式、企业家才能或管理能力的“过剩”等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成为内部紧密联系的企业资源，通过在国际范围内转移企业资源，实现全球化生产，把原本发生在市场上的交易内部化，从而减少交易成本对协调国际分工的阻力。
外商在自己不熟悉的环境下组织生产和经营，比起当地的竞争对手，还要承担特定的附加成本，如由于文化、法律、制度和语言差异以及缺乏对当地市场了解所引起的成本。这些附加成本对跨国公司经营所造成的障碍，往往远甚于要素成本。因此，按国际惯例办事，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尽可能清除政府监管中的体制障碍就成为跨国公司最热切的期待。
政府转变管理经济的职能，不仅是跨国公司的期待，也是深化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实际上，WTO的法律体系框架已有规范成员国经济统治行为的准则，这就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国际惯例”。概而言之，就是强化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代表的作用，强化政府间接组织、引导、调控、监督经济运行的行为，弱化政府直接管理、参与、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