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是公民有的权利

　　湖南常宁市财政局超出年度财政预算购买两台小车，被农民蒋石林发现了， 他一纸诉状，却把市里的财政“管家”告上了法庭 。 于是有人说蒋石林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2006年4月5日《中国青年报》）。

　　一位草民竟要管“父母官”买车的事，这似乎不合常情，农民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历来是顺从的“良民”，什么时候指手画脚过“上面的人”。这就难怪该市一名政府干部会

说，蒋石林的做法纯属“多管闲事”，这位干部说，因为这些事情有人大监督，有党委、政府部门管理，有纪检、司法部门查处，还需要一个普通公民来直接“叫板”吗？问题是这些部门管了吗？监督查处了吗？如果监督查处了，还用得农民蒋石林“叫板”？

　　蒋石林起诉的理由是：他认为市财政局在2005年度违反常宁市的财政预算，违规购买了两台小车。他以一个纳税人的名义起诉，要求法院认定财政局的这一行为违法，并且将两台车收归国库，以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常宁市财政局局长周年贵却认为：蒋的这种起诉应该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每个人都起诉，那岂不是给

　　这是居高临下的狡辩。即使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仍作为消费者，在消费环节上仍向国家纳税。农民过去是个“超级”纳税人，从生到死都要纳税。毫无疑问，蒋石林是个纳税人。按照这位局长大人的逻辑，一个公民只有纳税的数额到某种程度时，才有发言权、监督权，那么许多地方搞建设动不动就是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也就无需搞论证会，无需听取民众的意见，有多少纳税人一年可纳几千万乃至上亿的税？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只要是中国公民，就是没有纳一分钱税，也有监督政府和诉讼的权力，《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更何况政府的“衣食父母”是纳税人。

　　由农民蒋石林，我想起了农夫王幸福、农妇白彩珍，他们都是“过分执着”，“过分相信基本事理”的人。应该说，不是这些农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而是他们摆正了一个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在我们这个社会，最渴望正义，最有正义冲动的，就是蒋石林、王幸福这些草根们。他们既承担时代的痛苦也承载着时代的希望，他们敢于抗争，喜欢“多管闲事”，这种“敢于”与“喜欢”，却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社会的希望。当年陕西省吴旗县农民白彩珍因家中被盗，报案后派出所又未能及时出警，多次上访都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与公安局长发生口角而被行政扣留七天。“贼娃子没进拘留所，我反倒进来了！”这怎能叫这个文盲农妇白彩珍想得通？于是她当起了秋菊，那种执着的“犟”就是用十条牛也拉不回的。连那位局长也深感十二分的吃惊：“你这个婆姨，为了这点儿事地也不种了，整天跑划得着吗？”在白彩珍看来，这是政府部门应该做的事，“秋菊”是不会考虑划得来划不来的事。再说王幸福，如果当年他考虑得失的话，我想他就不会花几年的时间并搭上儿子打工的2万多元钱，去对暴力征税进行调查。

　　再回到周年贵那句“如果每个人都起诉，那岂不是给购车的单位带来很多的麻烦”话来说，我想正是因为政府部门购车的“麻烦太少”，才使得超标车越来越多，公车消贵越来越庞大。我国现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4000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发生在湖南常宁的这桩“民告官”诉讼，只是触动了这一不正常现象的冰山一角。

　　中国是一个缺乏“犬儒精神”的国度，少有犬儒主义者那种旁若无人、明辨是非、敢咬敢斗的精神。更没有美国人那种老喜欢“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习惯。大部分知识分子及稍具知识的大众，现实、短视，干事总喜欢考虑得失，也就不会象蒋石林、白彩珍那样去“较真”、认“死理”。

　　公益诉讼的发达程度，反映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公民对政府乱花纳税人的钱都有“狗拿耗子多管闭事”的权利，在这个“猫”不作为的时代，公民更应该像蒋石林那样“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遏腐制败，正社会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