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螂
爱心捐助是成熟社会中一种美好的情操。道德之花开放时总是绚烂的，正如大地上的花朵，没有丰沃的土壤就没有丰盛的灿烂。但是当我们审视花朵的美妙的时候，断不会去深究土壤肥沃意味着什么。科学的逻辑告诉我们，美艳的花朵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们很可能生长在牛粪之上。而带有奉献性质的爱心捐助这朵道德之花之所以惹人注目，是因为人们
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当中，仍然保留着守望相助不求回报的那点人性之光。
不过，焚琴煮鹤的往往是现实的残酷。在大量的爱心捐助个案当中，雪中送炭者达到了道德的完满，但受捐者的结局往往并不总是以大团圆作为终章。昨日《羊城晚报》报道的小云及家人境遇，就颇陷入无所适从的“宿命”当中。类似的个案不少，去年网上发端的重庆女大学生救母求助案，不久前广州发生的“少年救命款医院转捐”案，等等，都出现了捐助者始料不及的结果，从而引出莫衷一是的讨论：道德层面的问题是，怎样的境遇下求助才道德？捐助款如何使用才道德？操作层面的问题是，捐助款该当如何监管？用剩的捐助款又该如何支配？由谁支配？其他层面的问题是，捐助事件频生意味着什么？在捐助事件当中富人参与为何不多？慈善组织在捐助案中为何鲜见身影？等等。
在这里，我们站在爱心捐助的捐助方那边竖起了很圣洁的道德的标杆，对个人良心以及社会良心问题一连串近乎洁癖的拷问。这与其说过于严酷，不如说反映了一种人们怀疑现实的不稳定心态。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正在转型，而转型过程当中的道德重构又成了现实中颇为迫切的问题。过去，当我们向化缘者布施的时候，我们很少过问化缘者钵头的归属；当我们向行乞者提供援手时，我们也很少算计他们的“乞得率”。但是当我们获悉，生活中竟然有不持度牒的化缘者和“富翁乞丐”、求助个案也有可能被策划等对传统伦理法则的“解构”事实之后，我们很自然便有了“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渠沟”的挫败感，当个人的良心被别有用心者利用的遭遇层出不穷之后，社会的道德屏障就有可能被颠覆，正是因为如此，爱心捐助者的日益“不厚道”和道德洁癖，每每溢于言表。
道德的重构最终有待于社会的进一步发达和人性的进一步复归，然而，制度的建设或者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依法行善，则至少能恢复人们对社会的信心。道德层面或者个人操守方面的问题是形而上的，其“报应”只能由社会的氛围和舆论氛围所营造的主流价值观去约束，但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和其他相关问题，则应当理智地归入公共管理范畴去进行制度设计，过分的道德洁癖不应该妨碍可行性措施的弹性。就小云这一个案而言，我们不妨从现有法律制度框架社会和社会救济等实事求是的角度去求得解决方案。
从法律的立场看去，我们应当同意律师的观点，法律上小云的监护人对捐助款项应当有支配权。在爱心捐助的理念中，生命高于一切，而生存则是生命赖以存在的基础。我们应当承认，一方面医疗费的含义除了包含治病的费用之外，还包含有疗养支出，这笔钱只要用在孩子身体成长上面，应当就不算出格；而倘若孩子的监护人曾经为了给孩子治病而负有债务，部分被用于偿债也属人情，过分的苛求捐助目的的纯洁，可能会背离捐助的初衷，即便是这笔钱单纯用于医，我们也很难界定支出就一定合理。事实上，捐助行为人与受捐人之间的人格是平等的，不应该有道德上位者的心态，更不应当对受捐人作“有罪推定”。
从约束的立场看去，捐助款由医院来“监督”，显然是不合适的。尽管在实践上有过类似的案例，但从某种意义上看，医院是这笔捐助款的“终极收益”者。我们并不怀疑医院的公益心，但在逻辑上，免不了瓜田李下的嫌疑。红十字会的提议不无道理，尽管红十字会的公信力是不容怀疑的，但是红十字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先解决红十字会在接轨个人捐助上的许多实践问题。应当承认，红十字会在“定向”的个人爱心捐助上的作为，是非常有限的，也从来没有透明并且鲜有成功地实施过为个人募捐，在这方面的管理恐怕也还没有独立的制度设计，由此，有理由怀疑它的“官僚习气”会不会令这笔“定向捐助”款项“远水救不了近火”。笔者认为，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可以采用由红十字会出面接管，由公证机关以“公正提存”的方式，对款项进行托管，受捐者的款项定向开支，由公证机关进行约束，至为合理。
至于说到制度建设问题，恐怕就牵涉到立法。现今的个人求助以及爱心捐助，往往通过媒体、工会妇联等社会组织来实现的，但是，这些组织实际上并不具备管理和实现这种公共救济的授权，而红十字会对这些捐助的“游资”，如果要“从因到果”地管起来，恐怕也会不胜其难。为此，我们应当多元化地培育这方面的专业中介机构乃至终端机构，使公共救济服务拥有多个渠道，既令求助信息得以零成本发布，又使捐助款项得到透明化管理，才有可能使爱心捐助，具良好的发育环境和有效的保障机制。
（紫／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