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生命学院的教授刘廼发最近成了新闻人物，他在甘肃天祝县121具残缺骷髅被警方宣布可能是猴骨后，依然掷地有声地断定那是人骨，并且说出愿意为自己的判断承担法律责任。公安部的法医鉴定后肯定了刘教授最初的判断，因此舆论普遍向这位自信而敢于说真话的学者表示敬意。
作为一个全国的动物学权威，把包括带有假牙的头骨在内的骷髅集中在一起进行鉴
定，从技术上来说不复杂，因此他才敢放出狠话不怕看走眼而声名受损。刘教授进行一项技术含量并不很高的鉴定，说出了一句很普通的真话，他如此做只是尽了一个学者的本分。回味骷髅案发生后各方的表现，笔者觉得有一丝的悲凉。
这些骷髅的初步鉴定技术上虽不复杂，在公布以后便搀杂了许多非技术的复杂因素，因为否定警方的初步判断，必然在舆论上给警方带来压力，一个长期生活在当地的学者，如果出于非学术的考虑，保持沉默也许是皆大欢喜的选择，可刘教授没有这样做。
作为一个学者，他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做出鉴定，本来就是很单纯的事情，没必要思前顾后三缄其口，毕竟我们处在一个崇尚科学和法治的社会，科学家不用面临布鲁诺说地球围着太阳转就有被烧死的危险。可是这些年来，一些自然、社会学科的专家表现得并不令公众满意，本来很简单的真话，在种种压力或者诱惑下不愿意说出来甚至说假话。这大概是刘教授遵循一个学者起码的道德规则而赢得广泛尊敬的原因。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利益多元化趋向越来越明显，不同的人群有自己的利益考量是很自然的事情，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守护者，其自我约束尤其重要，如果过多地依附权力或金钱，整个知识层都可能失去公众的信任，而公众信任乃是知识分子立身之本。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能说真话、不剽窃不搞学术腐败的学者就是值得尊敬的学者，而一切应当只能是学者的底线。
如果一群人都在闯红灯只有一个公民停步等候绿灯，而这个人被当成遵守公德的楷模被宣传，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但我们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官员本来就应该廉洁可拒绝多少贿赂是值得表扬的行为；本来就应该救死扶伤的医生不收红包就是好医生；法官本来就要公正司法可多年来仅仅守住秉公断案的底线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可见道德的标准会因为历史时期不一样而变动，在很多时候道德的力量是很苍白的，因此想单独建立一种很稳定而约束力强的道德体系，并靠它来维护社会秩序，往往会事与愿违。明朝中叶后，士大夫中道德沦丧处处可见，一些人如东林党、复社诸君子，企图仅仅在道德层面上重建道德，最后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大败而归。
胡适先生说过:“人性是不容易改变的，公德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故救济之道不在乎妄想人心大变，道德日高，乃在乎制定种种防弊的制度……制度的训练可以养成无私无弊的新习惯。”(见《请大家来照照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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