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来保护证人开口的勇气？

　　证人不敢出庭作证，当事人欲哭无泪，法官爱莫能助，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近期，针对北京某医院保安祁利刚出庭作证该院见死不救案，央视《东方时空》的一份调查表明：84%的人赞同祁利刚的正义和良知，但只有45%的人表示自己也会这么做，原因是79%的人“担心受到打击报复”。（4月12日《东方时空》）

　　近八成人不敢出庭作证原因是“担心受到打击报复”，这种局面的出现无疑是让人痛

心的。作为法制化进程中的一个举证调查样本，它的预警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人们对正义与良知的认知和唤醒。面对越来越多的证人选择沉默以及出庭证人屡遭报复的现实，这个数据的矛头直指我国脆弱的证人保护体系：面对社会发展中不断涌现出来的纠纷和法律诉讼，是放任信任危机愈演愈烈，还是就此果断采取行动保护证人开口的勇气？

　　作证是有风险的，祁利刚一度失去工作就是明证。所以，对于人们的担心，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指责，因为我们很难要求所有的群众都能像祁利一样刚，不计个人的得失成败，毕竟，自我保护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本能。对于大多数而言，只有在确保自己的权利和安全不受侵犯的前提下，才能够有勇气并放心大胆地去帮助别人。但从84%的人赞同祁利刚行为的调查数据而言，我们又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可喜的事实：绝大多数人内心深处还是渴望维护良知和正义的，换句话讲，在一定的前提下，他们是可能并乐意出庭作证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是确保自己的安全，给他们一份敢于开口说话的勇气。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国家也有保护证人的相关规定，譬如《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与治安管理处罚。”但是，这种规定有些过于抽象笼统，至于如何保护证人、谁来保护、如何鼓励等都没有明确规定，操作性难免不强。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解决证人不敢作证、不敢出庭问题，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细化和完善证人保护制度。细化后的保护制度，应该不仅包括证人及家人的人身安全，还应该包括证人的劳动权利和财产权利等，确保他们不会因为出庭作证而失去工作或者各种法律赋予的权利。

　　以祁利刚为例，他在出庭作证所属医院见死不救后，一度失去了工作，并为作证损失了不少交通费、误工费。对此，法院和检察院应该依照《刑事诉讼法》对其所在医院进行处理，并给予祁利刚相应的保护和物质补偿。毕竟，祁利刚出庭作证是在帮助司法机关工作；政府部门则应该考虑给祁利刚重新安排工作岗位，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帮助他迁移到其他城市生活。而做到这些的前提，是确立保护证人的国家责任，即建立完善的保护证人制度，或者出台单独的《证人保护法》，让证人能够出庭作证后正常地生活。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证人保护制度逐渐建立并完善之后，证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切实得到保护的时候，那比例为84%赞同正义和良知的人们，在法庭需要他们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主动站出来，行使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到那个时候，举牌、哀求、跪求证人的局面也就会随之逐渐消失，否则，那愿意出庭的45%也会逐渐萎缩下去，直到“万马齐喑”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