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半月谈》报道，除了高层领导亲自上网了解民意外，中央和国务院设有专门机构，每天从网上搜集重要信息供领导人参考，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内参”，然后又看到经济学家樊纲“不能让网上言论左右国家政策”的高论，他认为：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4月12日《信息时报》）
相比其他经济学家“网络是公共厕所”、“网络争论乌烟瘴气”的网络偏见，樊纲的批评似乎客气多了，但其中也隐约看到一种精英自负和霸道来。
确实，上网发言有门槛，多数的农民、民工等中国最大的利益群体都不在网上，从利益身份来看网民代言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常说网络声音代表着一种民意，主要不是从利益身份，而是从言论表达的透明和开放来说的。虽然网上表达对许多群体有许多障碍，但相对于其他表达通道，它更开放、自由、快捷、原汁原味，它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无限拉近了政府与民间的距离。网络民意的伸张不在于表达人以及表达结果如何，而在于能通过一个渠道畅通地表达出来了。在许多群体权利伸张能力受限的语境下，表达渠道的民意价值远远大于利益身份。
再说，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是不是网络就不能反映他们的声音？有学者说过，我们在生活中实际上扮演着两种角色：一种角色，我们是一个利害相关者，在社会生活中追求自己的私利和欲望的满足；另一个角色是旁观者，他可以超然事外地看待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关系———通过共通的同情机制和科学精神感受到其他人的行为。说网络能表达民意，就是从公正旁观者角度说的，它以共通的良知为中介。比如，许多网友身在城市文明中，但看到农民工权益受损时，也会站到他们的立场为他们说话。
“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这其实是个伪命题。重视网络舆论是政府新近的动向，有谁极端到仅以网络舆论为决策依据了？即使网民有左右决策的想法，既有的制度也不会允许。政府决策有着必须遵循的规律和机制，在中国，民意是通过人民代表机制和渠道，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见，并最终影响政府的政策，而网络舆论根本不可能独断地左右政府决策。
□曹林（北京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