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松
据新华社报道：一名大腹便便的孕妇在丈夫陪同下，招摇地来到街道办事处计生人员面前，从包里拿出一个红色存折本摔到办公桌上。“这里有20万元，随便你们怎么扣，我需要安心养胎，请你们别再上门骚扰了！”这是前不久在广州市某街道办发生的真实一幕，回忆起这一情景，计生人员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气愤：“有钱人竟然如此嚣张，这种做法简直
是向计划生育国策示威！”
计划生育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这是众所周知的。在这个基本政策的制约下，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成为多数人能够接受的事实。但对于高收入人群而言，这个外界的束缚却被轻易地摆脱，巨额财富使他们有条件通过特权来实现超生的意愿。
不是吗？据有关资料显示：城市的超生往往是富人和名人的天下，在传宗接代、培养“事业接班人”、“给孩子塑造一个有伴的成长环境”等动机支配下，他们采用的方式有：与境外人士结婚，自己获得国外“绿卡”或国籍，之后合法生育多胎，或者花钱“买”二胎准生证，使孩子的出生“合法化”，至于在本地生或是国外生，则随他们自己的心愿。
只要没有违反法律，富人们生育多少孩子，似乎是个人的自由。只要他们能够付出因超生而交纳的社会抚养费，人们就应该认同他们的特殊待遇。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当超生以特权形式出现时，富人生育给普通人带来的，是公平感的丧失和情感上的倾轧。
想要多生的绝非只有富人。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是现有的制度使他们放弃了多生的意愿。如今，在多数人的意愿因制度约束而不能自由实现时，富人却可以通过特权顺利地多生，这种鲜明的境遇反差，将破坏政策法规的公正和平等。
在以法治国的今天，公众强烈呼吁的是公正和公平，所要求的是生育权利的人人平等。富人阶层违法生育虽是少数，但影响极坏，使人们对计划生育制度的合理性产生了质疑。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这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的内容。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在未被废除之前，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守，即便有钱或有权，也不能为所欲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