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万丰村曾是中国第一个走股份制道路的村庄，鼎盛时期与华西村、大邱庄、南街村等齐名，号称“南国第一村”。但最近一段时间，万丰村及其老支书潘强恩却陷入了争议的旋涡。因为审计报告表明，万丰集团存在重大投资失误、非法集资等问题（4月10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潘强恩本人也因为红利风波和“独裁”而倍受质疑（4月7日《南方都市报》）。
万丰村的兴衰和潘强恩的荣辱，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村庄也好，一个团体也好，在发展的时候，也许可以适度集权，但富起来之后，就必须逐步建立起民主机制和权力制衡的架构。
为什么呢？
民主的好处，在我看来，主要是两点：一是可以防止权力的异化，即防止“保姆”变成主人。因为民主的授权方式是自下而上的，民选官员也都是有任期限制的，如果他表现出了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迹象，公众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收回赋予他的权力；二是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决策失误。因为民主也可以理解为是一套程序化的、使利益相关者可以充分参与的决策机制。这套决策机制虽然不能保证绝对不出错，但无疑却比个人独揽大权，单独作出重要决定要更少出错，出错之后也更容易纠正。丘吉尔的名言“民主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但必须指出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并不是免费的午餐。民主机制的成功运转，是需要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选举的时候为了打破信息不对称而进行的大量宣传和广告费用，决策时不同的利益主体相互博弈、讨价还价的费用，以及公众参与政治活动所耗费的时间、精力费用等等，所有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民主运转总成本。显然，如果这个总成本高于民主机制所能够支配的总资源，那么这个民主机制运作的结果就是负值，它就很难运作下去，但如果总成本低于总资源，那么民主机制的建立就是很必要的了。
还是以万丰村和潘强恩为例。在1980年代初潘强恩出任村支书的时候，万丰村还是一个“村民纷纷逃往邻岸的香港”穷村。潘强恩能够支配的资源极其有限，他即便作出了错误的决策，所能够造成的损失也很有限，所以我相信，那个时候村民也不太可能会有强烈的动机来建立一套制约他的民主机制。比如现在内地的许多贫困村庄的村支书甚至“海选”的村委会主任，都外出打工，长年不知去向，也没什么人太在意，就是这个原因。
但潘强恩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因缘际会，做了时代大潮的弄潮儿，做出了一系列正确决定。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万丰村已形成有近10亿资产，百多家企业公司，3万多外来工的超大型村庄。这样庞大的资源由他一个人随意支配，当然是太冒险了，必须用一套民主机制来取代他。当然，如果潘强恩能够认识到历史的必然性，认识到自己已经落后于时代，他甚至可能会主动去推动这一机制的建立，然后在民主的权力架构下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他终于没有超越自己的局限性。
现在的问题是，权力一旦被异化，公众再想建立一套民主机制取代掌权者就比较困难。潘强恩去年能够“举贤不避亲”，在争议中成功地让自己的小儿子潘泽勇接掌自己的权力就是证明。对万丰村的村民来说，目前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集体不服从”的合法方式，最终达到用一套民主机制取代潘强恩父子权力的目的。冲破了这个瓶颈，则万丰村的未来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稿源：红网 作者：郭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