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财政部副部长娄继伟表示，财政是政府全部活动的公共账目，公共账目今后将逐步向社会公开。
政府的财政要向社会公开，这个表态听上去令人鼓舞。既是公共的财政，就是要接受公开的监督，这是政治学的常识。若是有政府与公职人员的行为守则，这也应该是第一条。工作做得好不好，这都可以有讨论，但是花掉了多少钱，是不是按规定花的，这却必须是
先交待的事实。这方面与国际先进惯例相比，我们的差距还不小。现在这个问题得到重视，当然令人欣慰。
不过在实际中，政府财政的公开还是很困难的。前不久，湖南农民蒋石林状告当地财政局公款超标买车，不但遭到拒绝，还被财政局长挖苦，说你交的税够买一辆车吗。最新的报道说，这位局长已经登门道歉，向蒋石林“公开”了一大堆账单，说明了买车之来龙去脉，其中有复杂的缘由与程序，证明买车不超预算不超标。而农民蒋石林看了以后表示“满意”，于是事件以喜剧告终。
但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碰到局长登门向你“公开”资料的机会实在太少，而碰到各种软硬兼施不予公开的情况实在太多。笔者自己一个小小的经历是，曾点击某政府部门网页上的“联系我们”，发出电子邮件，索要一些我认为很普通的资料，并说明自己的姓名单位，以及需要资料的理由。还请求，如果不便提供，请告诉我理由比如这是秘密等等。发过几封这样的邮件，一律石沉大海，连表示收到的自动回复都没有。
可见，从副部长的原则表态，经由漫长的行政通道与部门链条，再到普通人真的能够公开、合法、简便地获得政府信息，其中大概要过许多道坎儿吧。问题还在于，这些坎儿在哪里，局外人是根本不知道的。若不是有那么多人出来说公道话，农民蒋石林的质疑恐怕不会有什么结果。而身为财政局长，竟没有财政公开的意识，我们惟有期望，这种现象只是一个特例吧。
但是就算是特例也提醒我们，任何事情不能只满足于原则性的表态，而必须有实际上行得通的机制保证。借用国际上的流行话语，我们不但需要有财政公开的原则，更重要的是要有“负责任的公开机制”。“机制”的意思就是，它可以容纳而不是排斥利益相关各方，它使各方相互连接而不是相互割裂，相互作用而不是相互冲突。而所谓“负责任”，意思就是这种机制会引导出积极的合作，有利于公益目标。例如在财政公开问题上，“负责任”意味着反对滥用保密当不公开理由的做法，重建对公众负责的行为模式。当然它也意味着反对无政府式的滥用公开，这同样是一个对公众负责的问题。
“负责任的公开机制”具体形式如何，是需要研究的话题。原则上，它必须依赖法制地位而存在，而不依赖于个别领导的善良意志和施政策略。同时，它必须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举例来说，公开出来的政府公共账目应该详细还是简单？这就是一个实际问题。按照上述娄继伟副部长的表示，现在向人大公开的账目很厚，代表们看不过来，因此要考虑简化。对社会的公开，更加要简化。这当然是对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有一个悖论。账目越详细，越能看出问题，越不容易作假，这对监督方有利。反之，越简单的账目，对被监督方越有利。但是账目越详细，对监督方的专业要求就越高。假如这个问题不解决，公开很容易沦为形式和作秀。
循此思路，财政向社会公开，行政部门的努力固然重要，有监督能力的社会力量是否形成，更是关键，也是难点。如果在政府、人大、社团、公众之间，形成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良性互动，就可以说，形成了“负责任的公开机制”。
□郭巍青（广东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