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环保局副局长张陆超日前向媒体透露了这样一件事：曾经有下游群众集体乘坐拖拉机到我们漯河市政府集体上访告状，带着下游的黑水到我们这儿，把我们每一个办公室的热水瓶都灌满了污水，群众也说你要体验一下，如果你们认为这些黑水能喝的话，那你们就继续排污。（央视《焦点访谈》4月21日）
日前北京的沙尘暴牵动了温家宝总理的心，他在国务院第六次环保大会上要求履新
4个多月的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放开来抓”。肩负重托的周生贤局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环保将进行历史性转变，不会再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将扭转滞后的、补救的、被动的形势。（据4月20日《新京报》）周局长甚至提出了“要想当好官就不要搞污染”的要求，充分显示了其治理环境的决心。
再回到第一条新闻中来。以往人们认识环境治理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总认为官员的政绩观才是祸首。但漯河下游的群众以送污水试图唤起官员的环保观念之举动，其实砸出了一个治理背后的特权空间。不作为或治理无力背后，其实藏匿着老百姓和官员的权利落差：在中国，官员享有独立的封闭的生活和权利体系，这个体系与环境恶化的结果毫不搭界，环境恶化的结果只能由老百姓来背。若是公众与官员永远运行在这两种不同的权利空间，若官员和环境的破坏者永远不必为环境的恶化付出权利代价，若他们非但不必付出代价反而享受更高的权利待遇，谁又能给出一个必须治理的理由？
我觉得漯河群众送污水教育官员的事例意义非比寻常，这里其实郁积了群众的强烈的权利诉求。群众欲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打开和撕碎官员的特权空间，消弭两者的权利差异：只有当官员和群众处在同一生活境面，只有当两者面临同一个地球与同一片天空，官员才可能获得感同身受的体验，才可能抑制其“破坏”冲动。
从这个观点上说，实行环境恶化责任制是非常有必要的。破坏环境者理应承担最大责任，而无权享有豁免。对于具有相关责任的官员和环境破坏者，仅仅取消其政绩是不够的，而是要取消或剥夺其生活特权。要让他们处在与百姓同等甚至更差的生活和权利层面，显然适度的“羞辱教育”和权利监督是必要的。这会对责任官员和环境肇事人形成一种环境压力和权利制约，促使其思考与正视环境问题。
作者：司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