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也是在上海，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三天两亿”的神话让国外参展商惊叹：中国富豪真慷慨，眼下，“世界顶级奢华品展”又泊来了，4月29日《信息时报》消息：上海举行名为“世界顶级生活体验中国峰荟”(Millionaire Fair)的奢华品大展，三千富豪将出席。胡润富豪榜上的内地富豪们有过半将出席。
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非议富豪的消费问题是很冒险的，因为动辄可能就被扣上
“仇富”的酸帽子，事实上，坊间不关心富豪的生活花边、不关心富豪的隐私情感，为何偏偏和那些“去摩洛哥斗富的”、“买顶级奢侈品不眨眼”的消费行为于心耿耿呢？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有句名言：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和武断而又不公平地分配财富和收入。在民众对富豪公然的质疑和轰然的不满背后，是以民间正义粗糙地去称量着中国富豪的财富品质和财富土壤——尽管越来越夸张的炫富行为在“尊重个体消费”的幌子下合理妖艳着，但依然有几个悖论值得我们警醒：比尔·盖茨很富，他的豪宅与私藏并不比我们国内富豪寒酸，但我们对此怎么没有“酸葡萄”，反倒只有尊重和敬仰？顶级奢侈品参展商不是没见过大世面的群体，他们惊讶中国富豪“慷慨”的背后是怎样的思维逻辑呢？“三千富豪”、“过半参与”这些硬指数除了在玩奢侈的时候，还有怎样的场合能吸引他们的热情去兑现社会人的道德心与责任感？当富豪遇难的时候，为什么民众会集体失语于底线的同情、而去关心在遇难事件中丧失生命的猫或者狗……
这些问题可能归结起来有两个答案：一者，我想引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晓曾经的一个著名判断：中国转轨期间涌现的部分“转轨富豪”几乎全都是“问题富豪”。他们财产的真实状况虽然扑朔迷离，但总的来说其来源一直让人怀疑。我们对财富品质的认识其实一贯很简单，历史上的陶朱公堪称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所以你“诚实劳动”你“合法经营”了，万贯财富都是私权的自由，但在制度设计的罅隙里暗流汹涌地暴富，就算经得起逻辑拷问，也逃不起百姓的历史的眼睛；二者，再来看一个说法：在对中华慈善总会等慈善组织的调查中，工作人员均以捐赠者名单是机密为由拒绝透露具体情况，但几乎所有的慈善机构都表示，中国的上榜福布斯富豪肯定没有在这些全国性的基金会捐过钱。抛开财富分配机制是否守衡不谈，在社会的杠杆上，财富永远是相对公平的产物，没有金字塔基层劳动者的劳动溢出效应，就决不会有顶端的财富积聚效应。
骄奢淫逸也好，或者是勤俭节约，的确是一个道德范畴，但是，当中国富豪群体性游走在社会价值期待之外，“奢侈品消费”便成了舆论正义眼中的一根刺，你有你死不悔改的斗富自由，我有我的价值批判自由。
(作者：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