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年底，宁波在全市范围内推行村级“公务零接待”，迄今已经一年多，情况如何呢？记者调查发现，不少村为了实现“零接待”，出现了村官自掏腰包的“以私贴公”现象。其中北仑区小港镇湖芳村，村支书黄贤芬每年“以私贴公”花在公务和商务招待上的费用，约为2万元。（据5月15日《新京报》）
本来，村级“公务零接待”，既可以改变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又可
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是一举两得的善政。可是，好政策结果还是没有走好，让村干部自掏腰包去实现“零接待”，这样的政策能走多远？富村官可以“以私贴公”，穷村官怎么办？这一任可以自掏，下一任怎么办？村官毕竟不都是活雷锋，“亏本生意”能做多久？堪忧。
好苗为什么结不出好果？原因并不复杂，因为“零接待”并不等于“不接待”，正如村支书黄贤芬所说“不是说没有招待，公务和商务都少不了。”要接待，就不可能“零接待”。
伟人有一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有人戏改为“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当今社会不请客吃饭能办成事几成天方夜谭，每年过千亿的公款吃饭就是假“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有权有势的单位尚且如此，农村就更别说了。另外，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人体的话，那么广大的农村基层就是政权的神经末梢，上面随便下来一位，哪怕只是镇里的办事员，对于农民来说都是得罪不起的“官”，哪能一句“零接待”就把人家扫地出门？借村官们一百个胆，恐怕他们也不敢。既然政策要“零接待”，那就只能村官自掏腰包了，“零接待”也成了“伪零接待”。
上面不禁公款吃喝，反而叫无权无势的农民“零接待”，可能吗？这样的政策不是有明显的逻辑漏洞吗？
村级“零接待”让人联想起“学校乱收费家长可以拒付”、“领导不下矿井，矿工有权拒下”、“涉农收费不公示农民不必交”、“交警不敬礼违章者不受罚”……等等以在各地出现过的政令，始作俑者都是没有考虑博弈双方的力量差距，结果让政令沦为“花瓶”，让世人殆笑大方。
时下有不少地方出台政策时，都属于就事论事，扬汤止沸的懒汉式思维，什么行业、领域出现问题了，就相应地下发一个禁令，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根本没有考虑到问题出现的原因，如何才能标本兼治。这些先天就“营养不良”的政令，经不起实践检验，中途走样甚至夭折是顺理成章的事。
作者：练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