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药品价格管理办法的初稿已经完成，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表示，管理办法将要征询社会意见。据报道，按照设想，今后将建立每两年调整一次药品价格的机制，对药品价格进行全面调整，对目前实行市场定价的药品，也将进行政府干预。
在对于药价普遍的声讨之声中，政府终于表现出了强硬的一面。医药作为准公共产品，这种干预自然能够轻易地找到其合理性，所以我想提请关注的一点是：我们有没有更好的
办法，来规避干预可能带来的某种利益的合谋冲动，以致最终与降低药价的初衷相悖。
政府相关部门的真正职责在于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做一个纯粹的监督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个好的竞争者好于十个监督者，而当政府有关部门同样作为由人组成的利益主体之时，这种职能的退位或归位是政府在利益纠缠中保持公正与独立的前提。而事实上，在我国过去的药价机制之中，有关部门正是因为不得不沾染上了无法褪去的利益色彩，才饱受公众质疑。
分析过去药价机制虚高的症结，首先在于一种“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作为卫生行政部门，身兼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双重身份，于是医院与医生面对投入的不足、创收之需要以及回扣的诱惑，穷尽手段从患者身上剥取利润，其中就包括与医药代表的勾连、抬高药价等手段。这首先已是一种合谋，成为医疗腐败臭名昭著的一个普遍现象。而在另一方面，则在于“连续17次降低药价”却没有真正触动药价虚高的事实所透露的信息，它包括部门利益的驱动以及监管体制的越位及缺位，等等。
在今天，医疗腐败成为药价虚高的源头，几乎成为共识。那么对于国家发改委拟推出的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公众的期待无非也就在于，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抑制医疗之中所包含的腐败成本的问题，而从根本上来说，这正是一种对于监管力量的呼吁。但是当作为监督管理部门都纷纷参与到药品的定价之中，我们又如何去寻求那样一种公正与独立的监管力量？毕竟，公众无法面对的一点是：在潜规则作用之下，为稳定既有利益，一些医药企业很可能会以某种不为我们所知的方式去进行“公关”，而“公关”的成本自然要反映在价格上。
根本的期待，不在于应否重新设立一个监管者，亦不在于以怎样强硬的姿态来实施干预与管制，而在于如何在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中，重塑药品定价机制。这样的一种机制，必须承认市场为主导的正当性与唯一性，同时，必须保证政府对于市场环境、药价成本、药品质量标准以及其购销、流通领域的监督的有效性与公共性。无此，现有药价虚高、失范的现状可能依然难以改观。 作者：杨耕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