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鱼
5月11日《新京报》报道，本月内北京将启动在全市社区设立过期药品回收箱计划，北京市药监局局长冯国安透露，今年底争取做到北京城区主要社区里都有过期药品回收箱，但是药监局不会通过向市民提供报酬的方式回收。
过期药品的问题由来已久，按照规定，过期药品明确被归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尽管过期药的危害人所共知，但其回收的渠道一直不畅。此前一些地方出现过零零星星的
过期药回收行动，但由于组织者大多医药厂商，所以这些行动往往是昙花一现，未能形成一个长效的制度。这些事实一再表明，过期药回收是一个庞大的社会行动，一两个医药厂商根本无法也无力组织筹划，惟有政府才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由于过期药回收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不菲财力，所以此前只有个别地方政府建立了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机制，如海口、成都等，所以，北京的社区过期药回收计划走在了全国前列，因为海口、成都只是通过定点单位来回收过期药，而北京更进一步将过期药回收网络铺到了社区。
过期药回收箱计划可以说深得民心，体现出药监部门对公众用药安全负责态度和锐意进取的工作精神，不过在对即将开展的过期药回收计划充满期待同时，我也感到担忧，这种“不付酬”的回收能不能得到公众的热烈响应呢？这个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因为此前一些地方的“不付酬”过期药回收就曾经遭到公众的冷遇。
一面是药品贩子的“高价收药”，一面是药监部门的“不付酬收药”，这样的竞争格局谁占优势谁占劣势，一看就很明了。所以，在过期药回收未形成社会共识和公民自觉行动的情况下，一定的物质激励显然是需要的，问题在于，谁出这笔钱呢？
当然不能是药监部门，因为药监部门对于过期药回收网络已经投入很大了，并且过期药销毁还需要一大笔资金，如果再有偿收药的话，药监部门根本无力承受，而由医药厂商来承担这一成本显然更合理，毕竟过期药是药品生产销售中产生的额外风险，医药厂商有义务消除这一风险，医药厂商作为企业公民，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一些地方的经验也表明，通过政企合作开展过期药合作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所以我希望在此次行动中，能有更多医药企业积极参与进来。国家应尽快立法，明确和强化企业在过期药回收工作中的义务，使得药品回收成为政府、企业、社会的三方良性互动，确保公众的生命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