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又至。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之外，目力所及，今年的媒体和公众视野中又多了一个新“节目”———公祭：苏州市宣布，将在端午节当天正式举行伍子胥大型公祭活动。据称，此举是为了发扬苏州地区自古以来端午节是纪念伍子胥而非屈原的“传统”。
除端午节之外，近几年来，其他时间的公祭活动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公祭的范围
从最初的炎黄二帝逐步扩大到尧、舜、禹，甚至伏羲、女娲这样的传说人物也概莫能外，其他还有大批地方神、民族神、行业神也掺入其列。我们发现，此类公祭，无一不打着“继承传统文化”的旗号。联系到近年来学术界文化保守主义及各种相关思潮的兴起，民间“复兴汉服”活动的展开，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建立和苏州以“四书五经”为童蒙课本的私塾创办，似乎可以说，一股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正在兴起。
无疑，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文化体系，当它面临着来自西方的、以坚船利炮为先导的现代化浪潮冲击时，一百多年来，我们的固有的传统文化体系一致面临着“生存还是毁灭”的拷问。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复兴”热潮，其背后是中国经济近30年来的高速发展所捎带来的自信———文化上的自信，但是高速发展的经济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又有多少关联呢？即使最保守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恐怕也难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关联甚少。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将把固有的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屣。事实上，它们的价值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完全向世人展开。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一些基本事实和价值的判断。譬如，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是一个多元的复合体，它至少可以区分成四个部分：其一是统治者的文化，是历代帝王为了其统治利益服务而构建的一套文化符号或仪式，比如恢弘的宫廷建筑和祭天、祭地、祭黄帝等大型祭祀活动；其二是士大夫的文化，比如文化典籍的教养、琴棋书画的艺术、山水园林的品鉴等等，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历史上中华文化创造和传承的主体，这一点在蒙古、满族等外来民族统治中原时期表现得尤其突出；其三是民间文化，是中国历代人们群众的自发活动产物，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的巫觋信仰，端午节就是民间文化之一，此外，很多扶乩之类的迷信活动也可归入此类；其四是外来文化，在西方文明大举进入中国文化版图之前是佛教，和经过中国化之后的“禅宗”等等，近代以后还有其他异域文化。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一味颂扬，笼统地称要继承传统文化，是很可笑的。须知其中有很多已经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
又譬如，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存在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是中国传统的礼制规则系统，另一个是中华文化的文化符号系统。由于中国古代是以“礼制”来治天下的，所以建立了一套“天地君亲师”的礼仪等级体系和“仁义礼智信”的行为规范体系，这样一套礼制规则体系，把统治秩序和价值观念纳入到同一个系统里，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来维持统治。1911年，随着两千年的皇权专制被辛亥革命推翻，礼制体系没有了所附丽的皇权，无需去推翻，自己便轰然解体了。而诗词礼乐、琴棋书画以及中华服饰等等，则可以归入文化符号系统，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对于前者，文化保守主义者如何“继承”，如何“发展”呢？缺乏外在强制，内在的文化心理如何安顿？
我们认为，在今天，来自西方的先进文明仍然是我们值得学习，并且是首先要学习的榜样，我们不能陶醉于我们的经济成就，并进而在文化上故步自封。新的中国文化必须有包含世界文明成就的新形态。而这个“新形态”目前正在发育和形成之中，包括我们的核心的“文化”、其外的“制度”和“器物”都是如此。
早报特约评论员 贾晋京 刘景 任大刚 徐德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