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4日进行第三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删除了原草案中“违反国家规定，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导致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后果，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的规定。(6月25日《新京报》)
当初，刑法修正草案设立此项条款的主要理由是，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有可能
影响人口结构和社会稳定。用刑法手段对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行为予以打击，是为了控制人口结构，维护社会稳定。
可以说这个初衷是好的，因为在一个男多女少，或是女多男少，性别严重不平衡的社会里，容易导致很多社会问题，如婚外恋、第三者插足、离婚和买卖婚姻、拐卖妇女，以及引发更多的性犯罪等等。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在我国不满20岁的人口中，男性已经比女性多出2000余万人，平均每个年龄段的男性比女性富余100多万人，这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但是，在中国，导致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男性长期多于女性的根本原因，是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过去人们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话确切地说应该是“不孝有三，无男为大”。因为，在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念里，一方面，只有男人才能传宗接代，女人成了传宗接代的辅助物；另一方面，养儿防老而非养女防老，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是靠山，女人呢，“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是人家的人，是不打算有所指望的。所以，重男轻女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思想背景，并一直影响至今。
这样的观念不根除，或者说这个观念不被淡化，用课以重典的办法来禁止鉴定胎儿性别，其结果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想生儿子的人“顶风而上”，冒着违法的风险也要鉴定，但判定其是否违法，在实践中很难取证、操作；一种是想生儿子的人鉴定不出胎儿的性别，就先生了再说，是女的，再生，还是女的，还再生，一直到生了儿子为止。你对他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他会说“实在不行了，男女都一样”，把自己弄成超生大户才罢休，“少生优生”无从谈起！因此，这一规定很可能在现实中成为一枚空对空的炮弹。
即便在实践中可行有效，我认为这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甚至是一种“恶法”。因为孕妇对胎儿性别有知情权，而且事先知道胎儿性别并不必然导致堕胎。也就是说，为了达成一个好的目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达成这个好的目的，而运用了不好的手段，可能伤及无辜的手段，最终也会“好心办坏事”。
改变性别比畸高的现状和未来状况，既要转变思想观念，更要大力推进男女平等和扩大社会保障。封建社会之所以重男轻女如此严重，就是因为男女性别严重不平等，男人主宰社会，女人附属于男人。现在，我们的社会男女平等已深入人心，女人与男人“平起平坐”也已很正常，甚至女人超强于男人也屡见不鲜。但是在就业等很多领域仍然存在对女性的性别歧视，重男轻女的土壤还在，重男轻女仍有市场。在城市里，重男轻女的观念已不断改变，但在一些贫穷落后的农村，这一观念仍然牢牢地盘在人们头脑。因为这些地方经济生活水平很低，根本没有社会保障，或是社会保障水平极底，养儿防老仍是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一种观念的改变固然需要法律来强来纠正，但是通过改变经济利益格局来改变思想观念更为深刻，更为有力，更为持久。可以说，草案删除“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规定，是一种社会进步，既体现了社会观念的进步，也体现了立法思想的进步。作者：廖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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