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8岁农民12次高考失利，并信誓旦旦要进行第十三次，十四次……一直考到45岁为止。（7月3日《长沙晚报》）于是，很多时评家把这位农民，确切地说是公民，描述为新时代的范进，认为是中了高考的毒，笔者以为这是不确切的。
现代社会的包容性决定了一个公民具有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力。曹湘凡为了借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摆脱农村里那种偏僻狭隘知识保守的生活状态，决心过上城市生活，而决
意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这是一个底层民众最朴素的选择，也是社会向上发展的动力，无可厚非。
最朴素的选择，当然在曹湘凡眼中也是成本最低的选择——他1992年到1996年在广州打了4年工，没赚到钱，没找到自己的位置，打工赚不到钱，这是公开的秘密。于是，生活的教训让他把改变命运的宝押在高考上。从这点上看，民众改变命运途径的窄狭，是导致曹湘凡一棵树上吊死的直接凶手。在这点上，曹湘凡与考到老的范进确有同命相怜之处。
然而12年的大好青春，消耗在一张文凭上，一张很难保证改变命运的文凭上，因为扩招，大学生已经不再抢手，因为社会的转型，大学也不再是塑造人才的殿堂，在外人看来，却是很不值的。况且，为了高考，他放弃了学农活，除了辅导高考学生，也不会其他谋生手段，妻子与他离婚，没时间照顾女儿造成情感上疏远，没能力孝敬双亲，这个机会成本又是多大呢？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要想稳定和谐发展，必须在制度框架内保证一个民众向上流动机制的有效运行；高考选拔就是这样的机制。但任何制度都有缺陷，高考也不例外，于是有了破格录取的补充辅助制度，来弥补高考制度的缺陷。近年来，体育、演艺界和新兴富人，屡屡成为上到北大、清华下到一般院校的破格录取对象；但它们的大门为什么对一位农民紧闭？推而广之，就算那些考上大学的寒门学生，面临着天文数字般的学费，不也是望校兴叹吗？
改变命运的成本如此之悬殊，这不能不说是社会某个组织发生了病变。同样，改变命运的成本如此之悬殊，必然给底层的民众带来心理和情感上不平衡感和被侮辱感，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按照经济学的社会贴现率理论，如果民众改变命运的成本过于高昂，或者民众看不到明天的希望，他就会破罐子破摔，对眼前的一切都不再珍惜，如王府井大街上的那位叫嚣着报复富人的艾绪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作者：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