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怀里睡得正酣的婴儿，年仅16岁的母亲英子显得十分无奈。几个月前，英子被打工店的老板邱某强奸，她发现自己怀孕后报了案，却被认定没有证据。为将施暴者绳之以法，英子及其家人毅然作出令人心酸的决定——“产婴证奸”。经对婴儿进行DNA亲子鉴定之后，近日贵州省黔南州中级法院终审以强奸罪判处邱某有期徒刑7年。(7月6日《北京娱乐信报》)
事实上，遭强奸后，将孩子生下作为证据以求告倒罪犯的受害女并非英子一人——2000年，河南镇平县一名13岁的“放羊女”遭到同村的两个人一次次凌辱后怀孕，为了告倒恶人，生下了孩子；同年9月，广东连平一名15岁的少女被62岁叔公强奸后怀孕，为保存证据，只好让婴儿降世；2003年4月，辽宁盖州市某村一名存在语言障碍的15岁残疾女孩，被强奸后怀孕，生下孩子才成功指证嫌犯有罪……
用“产婴证奸”的办法来将施暴者绳之以法，从表面上看是彰显了正义，但这正义的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在法治建设日趋成熟的今天，这样令人心酸的新闻一次又一次进入我们的的眼帘，不仅仅是凸显了法律之痛，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更让人担忧——
对英子而言，“产婴证奸”让她不得不面对被强奸的直接后果，经历第二次伤害，也使她的身份从青春少女变成了未婚妈妈、单亲妈妈和未成年妈妈，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尽管法律还了英子一个公道，但搭上了一生的幸福来索要这样的公道值吗？在今后抚育小孩的过程中，她将永远难以摆脱痛苦的经历，难以走出被强暴的阴影，难以抚平心灵的创伤，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
对邱某而言，孩子的出世是比身陷囹圄更痛苦的惩罚。他是一个“强奸犯”父亲——然而他又仅仅是一个生理意义上的“父亲”，即便将来能顺利出狱，他也很可能得不到监护权。但是，他对孩子的抚养义务是不能免除的。虽然孩子的出生并非是他的意愿，但毕竟是他的孩子，他就有抚养的义务。但背着“强奸”的骂名去抚养孩子，那是何等的尴尬和令人不齿啊。
对孩子而言，因犯罪而降临人世的他一出生就承受了犯罪的果，在世俗的目光中遭遇歧视。尽管在法律上非婚生子女的权利等同于婚生子女，孩子的父母都必须履行法定的义务，但他却无从享受——他的出生被母亲赋予了浓厚的使命感，那就是为了“证实犯罪”。当作为工具意义的“DNA亲子鉴定”完成以后，他就成了“另类”，在给其母亲带来沉重的生活压力的同时，也使其成长过程充满坎坷。
“产婴证奸”频现，除了受害人法律意识、证据意识淡薄之外，关键在于社会救助机制的缺失。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此类案情并非只有“产婴证奸”一条道，还可以通过提取胚胎茸毛、羊水穿刺术或打掉胎儿后有效保存其组织来鉴定取证。但做一个胚胎的DNA鉴定巨额费用，对于英子来说，也许比她生下这个孩子还要困难。如果当地政法机关、计生等部门从保护弱者的角度出发，及时对英子进行帮助和干预，告知其有效的维权途径，那么“产子”悲剧还会上演吗？
由是观之，一味指责英子及家人愚昧无知实在有失偏颇。当务之急，除了加大法律普及力度外，还必须尽快完善受害人的法律援助制度。那些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不应仅仅指向被告人，也应指向受害人。特别是作为维护正义的政法机关，不仅有积极破案的义务，也有帮助受害者科学维权规避二次伤害的责任。只有当受害人能够无障碍地及时获得有关求助时，“产婴证奸”的新闻才会胎死腹中，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作者：高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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