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愿不愿意下放权力，放权还是收权，基本不是什么方法问题、技术问题。甚至就政策环境而言，政府制度创新也有实际的空间。
山东潍坊是著名的风筝之都，也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先进地区。它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小学新课程改革、中考改革、学校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等各方面都有扎实的实践和丰富经验。根据我最近的观察，其最独特和最具深意的，是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重建
政府与学校关系、政校分离的改革。
我国目前的学校制度，虽然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但实际上校长的自主性很差，办学权多在教育局手中，致使千校一面，缺乏个性，被戏称为是“教育局办学”。而且，中小学各有副县级、科级、副科级、股级等不同行政级别，校长由组织部管理。致使一些校长的心态近似做官，工作重心往往不在学校，而是参加各种行政会议、跑上级机关以求“进步”。一些地方政府也将学校视为官场，将难以提拔的干部安置到学校享受某一级别待遇。
潍坊市从2004年起全面取消中小学的行政级别，推行校长职级制改革。中小学校长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共6个职级，根据工作业绩、能力素质和群众评议确定校长职级和相应待遇，一般两年评审认定一次。同时，建立起校长的任期制和交流制，校长只能在同一所学校任职一个任期（四年），需要连任的不得超过两个任期。鼓励校长到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工作，三年内享受原职级待遇不变。
实行这一改革的要害是组织部门放权，全市935名中小学校长全部由市委组织部划归教育局管理，彻底改变原先教育局只管工作、不管干部提拔的局面。这一改革在促进校长专业化、职业化方面的成效十分明显。校长的属性不再是官员，参加的行政性会议大为减少，他们原先关心的是如何当上校长，现在则关心如何当好校长，更为安心学校工作了。与此同时，教育局改善管理职能，将各种权力下放给学校，促进学校自主办学。例如，教育局只管选拔校长，副校长由校长聘任；教育局只管考试，招生办法由学校自行制定；取消教育局各部门对学校的指挥权，改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等等。
对学校和校长的赋权必须伴随民主制度和监督机制的建设。潍坊市建立了“学校民主指数”评估制度，“民主指数”由组织与制度建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4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3个三级指标组成，由学校教代会组织实施。全体教师每年对校长和副校长进行一次民意“公投”，结果纳入校长职级考核，使校长明确意识到权力的来源，从而对学校和广大教师负责。
同样重要的是，潍坊市将教育工作情况纳入地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内容。督导室对各县市区的教育经费投入、教师人均工资、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等各项指标定量评估，每年两会前夕在《潍坊日报》公布，使教育成为一项很硬的政绩，有效促进了地区教育工作的改进。
潍坊市的上述改革，令人有不知身在何处的诧异感，似乎离我们的“国情”太远了。
在大致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之中，他们竟然能做得那么多、走得那么远。这使我想起吕日周的一句话：中国所有难办的问题在基层都有解决的办法，关键是要去发现、肯定、总结、宣传。我深信此言。我们眼睛朝上，常常目中无人。主持这项改革的潍坊市教育局局长李希贵，不仅是个思想型的教育家，而且是个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改革家。他有许多名言，其中的一句是“改革不是一种方法，改革是一种境界”。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推行的许多“改革”，越改基层的权力越小，越改学校的自主权越少。的确，地方政府愿不愿意下放权力，放权还是收权，基本不是什么方法问题、技术问题。甚至就政策环境而言，政府制度创新也有实际的空间。例如中组部、人事部早在2000年就提出进一步深化事业单位改革、逐步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的要求。与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相比，高等学校某些方面的变化可谓背道而驰，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始，陆续确立了31所大学“副部级”的行政级别。照此趋势，今后不但会有更多“副部级”大学出现，“正部级”大学恐怕也挡不住了。
杨东平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